自1901年諾貝爾獎設立以來，在科學、醫學、經濟學領域里共誕生了近700位諾獎得主，其中的235位仍活躍在當今各科學研究領域中。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一份對50位諾獎得主的訪談調查報告《Do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The THE/Lindau Nobel Laureates Survey》[1]，調查內容包括科研資助、科研人員流動、大學面臨的挑戰、民粹主義、人工智能等。本文選摘部分內容并予述評。
一、科研資助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歷程中，僅有少數天才科學家在青年時代就榮膺諾貝爾獎這一科學桂冠，多數諾獎得主在其科研生涯的中后期才抵達這一科學最高峰。諾獎得主背后往往有著強大的科研團隊和龐大的項目支撐。在項目競爭異常激烈的今天，資助方希望這些項目能夠產生可預見的成果并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那么，在現在的科研資助環境下這些諾獎成果還能出現嗎？
對于這一問題，諾獎得主們顯然比較樂觀。47%的諾獎得主認為他們的科研成果即使在今天的資助環境下仍然可能實現，37%認為肯定會實現。一位瑞士諾獎得主認為“質量高且原創性的科學研究仍然有價值”；而他的美國同行則認為“社會曾經也將繼續對科學研究產生威脅”。很多科學家在訪談中都批評了官僚體制和應用導向的資助政策，但他們也深信自己的“辛勤工作和靈感仍然可以克服經費上的困難”。實際上在OECD國家之中基礎研究經費占總研發經費的比重普遍達到或超過15%的水平。2013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僅占總研發經費的4.8%，遠低于近鄰日本（12.6%）和韓國（17.9%），甚至與同為金磚國家之一的俄羅斯（16.4%）也有不小距離[2]。
圖1：部分OECD國家和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2013）
一位德國科學家認為，“現在一些長線資助太少，誰都難以預測那些有風險的項目最終會不會產出諾獎級的科研成果。”新澤西州的一位科學家也認為，“基礎研究經費的減少實際上反映出人們越來越不喜歡資助那些有風險的項目。”的確，“現在的科研評價太過短視，這可能會使青年科學家們只追求那些時髦的研究課題。”
二、科研國際流動
學術職業流動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客觀結果。盡管近年來大西洋兩岸反移民政策和民粹主義此消彼長，但西方國家對于外國科研人員仍然主動敞開國門。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宣稱“歡迎所有對美國新政府失去信心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到法國來”。不過，學者的國際流動是否真正促進了知識的發現、生產和傳播？
圖2：國際流動對科研活動有多重要？
當諾獎得主被問及國際流動對于科研活動的重要性時，其中43%的諾獎得主認為“非常重要”，“38%”認為“至關重要”，沒有一位諾獎科學家認為國際流動不重要。200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JohnMather指出，“沒有人知道下一個好的想法將出現在何處，被誰提出。但是，科學家總青睞那些看上去大有希望并為他們的研究提供各種支持的機構。”另一位美國科學家更直接地指出，“前沿科學研究往往是由一小批人首先取得突破的，所以把他們聚集在一起搞科研就顯得非常要。”因為，“這些人的合作研究很有可能帶來新的范式革命，從而把科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對一位在南非、英國、以色列和美國工作生活了15年的諾獎得主來說，“流動”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我在一個國家最多待幾周，然后就去下一個國家。我不知道這樣到底好不好，但我確實很興奮。”
三、大學的挑戰
當被問及大學面臨的最大挑戰時，諾獎得主們的答案不約而同——經費。
圖3：您認為大學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可多選）
五分之二的諾獎受訪者提到了學費和科研經費的問題。美國私立大學學費飛漲，而很多州對公立大學的撥款日趨減少。所以，“藤校”學生的家長“非富即貴”，也只有他們才有資格進入“Z名單”。“Z名單”是哈佛招生部門在執行某個“鮮為人知”的政策時使用的專用詞匯，即為了報答校友和捐贈人的饋贈，不惜降低標準從旁門左道錄取這些人的子弟來哈佛大學就讀[3]。列入名單的學生占用的是次年的招生名額，所以他們只能次年入學。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招生名額本可以提供給那些品學兼優但是沒有關系和背景的學生。
四、民粹主義與政治兩極化
在被問及“民粹主義與政治兩極化是否會影響現代科學”時，認為是“致命威脅”的占40%，另有30%的諾獎受訪者認為是“嚴重威脅”。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ean-PierreSauvage指出，為什么有的人寧可相信傳言也不相信科學？“要解決這一問題，唯有依靠教育。”一位美國科學家有著同樣的擔憂，“如果政府不僅不能為民眾提供科學的事實和依據，反而誤導民眾相信錯誤的事情，那簡直就是一場災難”。這正如一位諾獎得主所言，“任何阻礙思想傳播的行為對科學發展來說都是致命的。”事實的力量來自于其客觀性，如果客觀事實被扭曲，“多數人的暴力”就在所難免，民粹主義也就有了滋生的土壤。不過，也有科學家認為，“只要民粹主義不發展到民族主義，它對科學進步的影響是有限的。”一位美國諾獎得主認為，民粹主義并不會導致科研經費減少。反倒是那些隨意散布謠言、鼓動群眾的言行往往會驅使一些人去關注那些“正在發生的問題”。如果這些言行導致了反智主義，那才是“真正的危機”。
五、人工智能
當被問及“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是否會成為科研的必需品時”，一半的諾獎得主認為“不太可能”。加州的一位科學家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創造力有限，更重要的是，他們很難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一位法國科學家也認為，“只有人腦才能夠產生原創性的思想”，而機器人“并沒有什么想象力。”一位愛好音樂的諾獎得主戲謔地說，“難道把一百萬個機器人放在一起，他們就能演奏出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