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新聞》：何以破解“技術恐懼癥”

　　當某位普通顧客在超市貨柜前挑選食用油時，即使不是特別突出的“轉基因食品”標識，往往也會瞬間使他心里產生緊張和抗拒。

　　即使科學講座、電視辯論甚至是百人千人的“試吃”活動并不算少，卻依然無法在短時間內減少普通公眾對“轉基因”的抵觸。

　　抵觸某種程度來源于一種很有趣的人類自然心理反應。它被稱為“技術恐懼癥”，表現為對變革式新技術的本能抵觸，尤其是這種變革可能對個人身體健康和人們生活環境構成沖擊之時。

　　這也正是為什么“轉基因”技術和氣候變化幾乎成了媒體中涉及科技報道的主戰場的原因。

　　雖然這種恐懼針對的是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而并非科學本身，不過對特定技術的恐懼，幾乎都會波及支撐該技術的科學。

　　例如，“反轉人士”、新華社著名記者熊蕾女士的觀點是，她并不反對轉基因的科學研究，只是反對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應用。潛臺詞是，她反對技術應用，但不反對科學探索。

　　其實，“轉基因”技術最初就是應用于科學研究本身的，后來才應用于農業生產、藥物治療和其他一些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領域。并且，這種應用也是通過科學層面實證和檢驗過的。另外，獲得最終應用也是科學研究活動重要的屬性之一。

　　由此，公眾眼中的“轉基因”，某種程度上既是科學，又是技術，二者難以被簡單地割裂。

　　當技術恐懼遇上科學與技術的混合體，溝通就變得困難起來。如果交流不暢，對技術的恐懼最終會變成對科學的反感。

　　技術恐懼癥由來已久，幾乎伴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全過程。被燒死的布魯諾、被搗毀的紡織機和活字印刷機，都是對改變人們重大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技術恐懼的集中爆發。

　　“轉基因”恐懼，人工智能恐懼，核恐懼，納米恐懼正是對技術未來發展的不可預見和無助，使得技術恐懼癥相互傳染蔓延，相互獨立的團體間往往相互影響。

　　例如，在“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政策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公眾更愿意看到別人對該技術不確定的抵制，而不是贊同。政府間也互為參照，結果是歐洲很多國家其實并未在有直接證據的前提下紛紛禁止一些原本批準的“轉基因”商業化行為。

　　然而，技術恐懼并非要被打入被批判的行列。相反，技術恐懼仍在一定程度上擁有糾錯工程和讓科學從業者停下來思考的積極一面。

　　科學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想要獲得支持，并從科學角度和公眾方面獲得認同，就要積極認識到技術恐懼的自然屬性。

　　從科學工作者的角度來說，大量專業背景知識的掌握、日復一日的與之為伍，必然會對技術恐懼產生免疫。他們必須學會換位思考，就如同“轉基因”專家必須放下身段，用如“核威脅”的思維方式，去和公眾進行“轉基因”的交流一樣。

　　其次，出于對技術恐懼本身的理解，對公眾相關知識的普及，需要設計溫暖的、界面友好的、形象的、打消心理恐懼的模型和工具進行互動。

　　另外，技術發展的透明和民主，能讓恐懼心理有充分的釋放和疏導，發揮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作用。

　　如共識會議、方案設計工作室、市民參與委員會等，都是取得一定好評的方法。其中，共識會議由專家提出議題，進行系統講解，并讓公眾代表參加信息收集、整理和討論，變被動為主動。最終發表雙方認可的共識宣言。

　　而公眾代表的意見和觀點，將對普通公眾的技術恐懼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使溝通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