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種子的“持久戰”

1956年，中國科學院的14名青年背起行囊離開北京，踏上前往陜西的列車。

火車開動后，有同行者驚訝地問一位戴眼鏡的瘦高個兒青年：“背包里怎么帶了這么多草根？”他回答說：“西北可能需要。”

這些青年是為了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號召而奔赴陜西楊凌的，他們將成為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后更名為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簡稱水保所）的生力軍。

其中，背草根的青年來自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前身，以下簡稱遺傳發育所），名叫李振聲。當時的他不會料到，書包里的這些草根，經過他長達25年的漫長研究，會孕育出第一粒抗病、高產的遠緣雜交小麥“小偃6號”，有效遏制了條銹病蔓延，開啟了我國小麥遠緣雜交育種的新紀元。

青年李振聲在開展小麥遠緣雜交育種研究。

1 為了讓老百姓吃飽飯

1956年，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人均糧食產量約306公斤，遠低于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線。讓人民群眾吃飽飯，成為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

當時，小麥條銹病在我國黃河流域肆虐，一年便能導致小麥減產超百億斤，相當于當時我國糧食總產量的二十分之一，讓本就餓肚子的中國人更是雪上加霜。周恩來總理提出，要像對付人類疾病一樣來抓小麥條銹病防控工作。

小麥條銹病危害巨大，其病菌夏孢子堆成熟破裂后散發出大量鐵銹色的夏孢子，在空氣作用下幾天內就可蔓延至整個地塊。小麥一旦染病，嚴重時會減產30%到50%，甚至絕產。

更棘手的是，利用普遍采用的育種方法，將外來抗病小麥與本地小麥雜交，培育抗病新品種需要8年左右。而小麥條銹病對這種“近親繁殖”的新品種產生適應性變異、讓其失去抗性平均只要5年半。

李振聲來到關中平原，看著一片片延伸到天邊的小麥田，體會到小麥條銹病的可怕。“穿條黑褲子在麥地里走一趟，褲子就會變成黃色，有的農民就在地頭哭。”

如何才能補救育種速度趕不上病菌變異速度的致命缺陷？李振聲苦苦思索破解之道。

出生于山東淄博農村的李振聲，少年時經歷過貧困和饑荒。連年旱災，村里的榆樹葉和樹皮都被吃光了，蔥根蒜皮也被當作食物。這讓他深知糧食的寶貴。

高中二年級時，李振聲為減輕家里的負擔，輟學到濟南找工作。那時，山東農學院一則招生啟事中的“免費食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試考成功，從此走上小麥育種道路。

畢業后，李振聲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進入中國科學院，他在驚喜之余也有一絲遺憾：想做遺傳育種研究的他被分到了栽培組，與各種牧草打起了交道。那時的李振聲不會想到，這個看似與小麥育種無關的工作，會讓他開辟出一個小麥遺傳育種的新領域。

看著從北京帶來的草根，李振聲產生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能不能通過將牧草與小麥雜交，培育出一個抗病性強的小麥品種呢？

“小麥經過了數千年的人工栽培，就像溫室里的花朵，抗病基因逐漸喪失；而野草在自然界通過層層篩選，不抗病的個體都被淘汰了，是非常好的基因庫。”李振聲想，如果把野草的抗病能力傳遞給小麥，不就能大幅提高小麥的抗病性嗎？

這個設想得到植物學家聞洪漢、植物病理學家李振岐的支持。

但是，小麥演化至今經歷了近萬年時間。人工育種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需要多長時間，李振聲并沒有把握。

事實上，蘇北農學院畢業的陳潄陽比李振聲先來水保所，她試圖把濱麥草的多年生性和抗病性傳遞給小麥，可研究了兩年，小麥性狀沒有一點變化。

李振聲查閱國際研究文獻后認為，只要方法得當、堅持不懈，這條路是走得通的。他把攜帶的牧草草根種在水保所的院子里，搭建了簡易的半地下土溫室繁殖種子，并迅速牽頭組建了一個青年科學家課題組，成員包括陳潄陽、李容玲、劉冠軍等。

讓親緣關系較遠的牧草和小麥進行“遠緣雜交”，有三道難關擋在他們面前：第一，雜交不親和，很難實現；第二，雜種不育，后代像馬和驢的后代騾子一樣，沒有繁育能力；第三，后代“瘋狂分離”，抗病性狀很難保持。

但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李振聲帶領課題組成員迎難而上。他們最初挑選12種牧草與小麥雜交，只有3種成功。其中長穗偃麥草的后代長得最好，于是他們便把它作為研究重點。偃麥草花期比小麥晚，他們加燈補光調整開花期，使它提前兩個月開花，成功授粉；雜交品種不能發芽，他們蹲在田里對小麥逐株排查，找到雌雄花正常的雜種，與父、母本反復進行正反回交；有時一個雜種看著很好，下一代卻面目全非，他們就一次次地重新鑒定、篩選……

2 偶然和必然

研究進行到第八個年頭，理想的麥種還是沒有出現。

“搞遠緣雜交就是不著邊際的事”“既糟蹋經費又浪費時間”……一時間，非議紛至沓來，課題組陷入困境。

幸好，剛開始研究遠緣雜交時，李振聲想起剛到中國科學院時聽過艾思奇有關哲學的論述，采用“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同時還做小麥品種間雜交研究，沒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這種遠近目標相結合的做法幫了大忙。當時，研究團隊通過小麥品種間雜交選育的一些品種在陜西得到推廣，遠緣雜交研究才得以繼續。

1964年夏天，小麥成熟前一個多月陰雨連綿。6月14日，天氣突然暴晴，1000多份小麥雜種后代一日之間幾乎全部“青干”——葉子還綠著，植株變干了。只有一株扛過了強烈的太陽光照射，保持著金黃色。

這一未被“青干”的雜交種，給了李振聲課題組莫大的信心。這個被稱為“小偃55－6”的材料，既抗高溫又抗病害，成為后來大面積推廣的“小偃6號”的“祖父”。

“科研工作偶然中有必然，就看你能不能抓住這個機遇。”李振聲談到這次“偶然”和“機遇”時如是說。那時候，他每天都在地里查看，細致到完全不看記錄本，就能說出哪個材料長在哪個地方，最終敏銳地發現細微的差異。

“小偃55－6”只是初步成功，讓遠緣雜交種走向生產應用依然任重道遠。

1965年，李振聲帶領課題組轉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西北植物所，后合并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除了該所的七八畝試驗田，他還千方百計在附近的官村開辟了30畝試驗田，開展遠緣雜交育種研究。河北農業大學的畢業生穆素梅、鐘冠昌被分配到該所，跟隨李振聲開展研究。

穆素梅記得，從西北植物所去官村試驗田要走10里土路，那時全課題組僅有一輛自行車，每到播種、授粉季節，李振聲就和同事們一起背著饃從所里步行到官村。每年10月小麥播種季節，一碰上連陰雨，路就不好走，雨鞋陷進泥窩里，鞋子裹著泥巴越走越重，平日里一個小時的路程得走將近兩個小時。

農民播種小麥時，胳膊挎著荊條編的笸籃，手伸進去抓一把麥種撒在新翻的溝壟里，就完成了。課題組播種就不一樣了，要規劃好每個材料的種植行數，稀少的材料甚至要一粒粒播種，還要給每行材料寫一個標識牌，插到地頭。

提起播種，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高級實驗師周漢平回憶，當年剛進課題組不久，他就領教了李振聲的“怒火”。

那次，秋雨連綿下了半個月，為了不影響后期研究，大家冒雨播種。地里泥濘不堪，周漢平干活就有些粗糙，沒想到，他的馬虎被李振聲發現了。

“雨再大，也要按照規矩來。”一貫好脾氣的李振聲極為嚴厲地對周漢平說，“只有在很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看到遺傳上的差異。”說著，李振聲自己做起了示范。這讓周漢平深受教育，在后來的試驗中，他都非常仔細。

不光是播種，收麥、拉車、脫粒這些費時費力的活兒，課題組也都自己干。

麥子收割時，熱浪炙烤得樹葉都失去了水分，一片片耷拉著。他們頂著熱浪把遠緣雜交的麥子拔出來，放在架子車上拉回西北植物所。

珍貴的材料不能用機械脫粒，他們就蹲在地上，手上套個小搓板，在麥穗上來回搓幾下，讓麥子落到身旁的盒子里，然后用小風扇吹掉麥殼，再查看籽粒的數量、顏色、飽滿度，最后裝進一個牛皮小袋中，標上編號。

時光飛逝，寒來暑往。官村的試驗田里慢慢建起了平房、倉庫，蓋起了一棟二層小樓，大家不必每天來回20里路看麥子了。

1970年，李振聲課題組經過連續6年反復的雜交和回交，得到一個非常好的新材料，命名為“小偃96”——這就是“小偃6號”的“父親”。這個材料具有抗病、早熟、抗干熱風、優質等優良特性。用它做親本進行雜交，次年終于得到了第一代“小偃6號”。

不過，這時的“小偃6號”仍存在育性不穩定的問題。直到1977年，課題組用激光對雜種進行輻照并反復繁育至第七代，才得到一個特優單株——也就是后來黃淮海地區普遍種植的“小偃6號”的原始株。

“我們對這個單株采取了‘破格’處理，把它的種子均勻地播撒在一個小區內，結果群體性狀一致。”李振聲說。

這批種子在有限灌溉條件下畝產超過350公斤，比對照品種增產17%。這些成果讓小麥遠緣雜交課題組在1978年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

3 “漂亮的小孩”

“‘小偃6號’好像一個生下來就特別漂亮的小孩。”半個世紀后，陳潄陽依然清楚記得，這個材料穗子整齊修長、粒多質優、種子飽滿、成熟黃亮；穗子成熟時葉子還掛著綠色，可以繼續通過光合作用制造碳水化合物，輸送到種子里使它們掛漿飽滿。

陳潄陽記得，李振聲在小區里選出一株最健碩的“小偃6號”帶回來，請一位細心的女同志剝開麥殼，用鑷子取出一粒粒麥子，再把麥殼復位，獲得一株完整的“小偃6號”株型標本。每個到實驗室參觀的人，看到這一標本都忍不住贊嘆。

有了種子，接下來就是同樣繁忙的加速繁殖、區域試驗。

通過課題組的不懈努力，“小偃6號”在1979年陜西關中小麥品種區域試驗中獲得佳績，在37個試驗點中的35個點獲得增產，比對照品種增產30%以上。

1981年，優異的表現讓“小偃6號”通過陜西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至此，李振聲帶領課題組鏖戰25年的小麥遠緣雜交育種研究終于取得巨大成功。

從1981年通過品種審定到1985年獲得國家科技發明獎一等獎，僅僅5年，“小偃6號”累計推廣2400萬畝，經濟效益達2億元，其成果轉化速度之快、經濟效益之顯著，令人矚目。

為了培育、繁殖、推廣“小偃6號”這個“漂亮的小孩”，研發它的科學家們都忽視了自己家里的孩子。

那時，李振聲與夫人李繼云分別主持兩個不同課題，他們經常出差、蹲點或做試驗。女兒李濱從六七歲開始就常常無人照管，在脖子上掛一把鑰匙，一個人到食堂打飯，一個人住。

陳潄陽的丈夫經常在外出差，她就一邊做研究，一邊拉扯女兒。一次，她在地里做試驗回家晚了，女兒放學找不見她，一個人從西北植物所往官村試驗田的方向跑，半路上被她同事撞見才帶回所里。

穆素梅和鐘冠昌夫婦為了做研究，把不到1歲的大兒子送回河北老家，小兒子28天時就托附近的農民照看。

正是他們的割舍與堅持，換來了陜西農民給出的最高評價：“要吃面，種小偃！”

20多年的研究中，李振聲課題組先后育成了小偃麥八倍體、異附加系、異代換系、易位系和“小偃”4號、5號、6號、54號、81號等一系列高產、抗病、優質新品種，并迅速推廣。

其中，“小偃6號”始終是那個最漂亮的“小孩”。它能同時抵抗8個條銹病生理小種侵染，且產量高、品質好，做出來的饅頭白、面條筋道。這些品質讓它作為陜西省骨干小麥品種被連續種植16年以上，成為我國推廣時間最長的自育小麥品種。這也讓它成為中國小麥育種的重要骨干親本，衍生品種達80多個，截至2003年，全國累計推廣3億多畝，增產小麥逾150億斤，讓我國小麥的增產速度一度超越水稻。

4 麥浪如歌

育種界常說，沒有長青的種子。“小偃6號”審定以來的40多年里，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加快，作為農業發展“芯片”的種子的代際更迭速度也在加快，關中平原見證了一批又一批新種子的誕生與落幕。

但至今，“小偃6號”在陜西依然有農民在播種，它在培育新品種方面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基石作用。

陳潄陽認為，一家科研院所要有自己的特色，才不會在同類競爭中被淘汰，也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家需要。小麥遠緣雜交取得成功，正是因為緊緊抓住了這一點。

她表示，作為一項探索性基礎研究，小麥遠緣雜交課題組一開始就有了“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這讓課題組面對困難和曲折，始終堅定必勝信念。

李振聲則反復強調：“沒有集體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小偃6號”獲得國家科技發明獎一等獎后，獎金共有3萬元，當時大家的月工資還不到100元。李振聲安排的分配結果是，課題組10個人每人1000元，他本人也是如此。其余部分分給了所里的司機、食堂大師傅、縣種子公司等其他對課題組給予過幫助的人，每人同樣1000元。

當然，課題組其他人始終堅信，這項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還有一個關鍵是有一個優秀且相對穩定的學術帶頭人。20多年間，課題組成員幾經變更，李振聲的行政職務也在不斷變化，但沒有變的是他依然是遠緣雜交課題組組長，這讓課題組一直保持著嚴謹的治學作風和良好的科研秩序。

科學、進取的團隊氛圍，推動課題組堅持攻關、不斷創新。

上世紀60年代的遠緣雜交，只能在個體水平上開展；到了上世紀70年代，研究進入細胞水平，跨越了一大步；從1978年起，又創建了藍粒小麥和染色體工程育種新系統，將原本需要數十年的遠緣雜交育種過程縮短至3年，為技術實用化開辟了一條新路；1986年，第一屆國際植物染色體工程學會會議落戶西安，進一步擴大了我國小麥遺傳育種在國際上的影響。

今天，距離李振聲和同事們踏上那列西行的火車已過去68年。當年年輕的面龐已經布滿皺紋，有人已經逝去，但關中平原一片片延伸到天邊的小麥田——這片他們曾經為之奮斗的黃土地上，仍然印刻著他們的青春記憶。

因為小麥遠緣雜交，清秀的江蘇女子陳潄陽在祖國的西北大地度過了大半生，耄耋之年的她仍未忘記“小偃6號”培育成功帶來的巨大喜悅。1979年的一個夏日，她早早起床、腳步輕快地從楊凌前往官村，一路上不由自主地小聲唱起歌來。歌聲傳到耳邊，收斂了半輩子的她被自己的“張揚”嚇了一跳。

山東青年李振聲在黃土地耕耘三十一載，因為給農民們帶來了吃得飽的遠緣雜交小麥，大家親切地稱他為“中國遠緣雜交小麥之父”，與“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并稱為“南袁北李”。

在黃土地上，李振聲總是和農民打成一片。陜西人喜歡吃面，經常放上一盆面、一小盤醋、一小盤辣椒面、一小盤粗鹽粒就開始吃。李振聲很適應這種飯食，對初來乍到的徒弟穆素梅說：“放幾個鹽粒，放點醋，放點辣椒，一拌就挺好吃。”

小麥遠緣雜交成功后，陜西省科學院給李振聲在西安分了房子，他沒去住，覺得在楊凌做學問是非常好的選擇。

“科學研究的主流應該是從生產中來、到生產中去。”李振聲說。在楊凌的這些年，他吃過120多戶農民家里的飯，知道農民想什么、要什么。

“李老師很少考慮自己，一輩子都在操心國家的事，始終想著讓大家都有飯吃，都有好日子過。”穆素梅說，“他總是鼓勵我們要作貢獻。”

在李振聲的鼓勵下，穆素梅和鐘冠昌夫婦在1989年調至中國科學院石家莊農業現代化研究所（現遺傳發育所農業資源研究中心）進行“二次創業”，通過10余年的奮斗培養了一批農業研究人才，并選育出我國第一個出口的優質小麥新品種“高優503”，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1987年，李振聲告別楊凌，返回中國科學院院部，從麥田里親力親為的耕耘者變成運籌帷幄的中國麥田謀劃者，提出一個影響至深的建議——黃淮海地區中低產田治理。這項工程實施6年，為我國增糧504.8億斤。

他還是我國糧食戰略安全的“吹哨人”，在我國糧食產量多次出現徘徊時，及時敲響警鐘，提出增產對策。針對國際上有關“誰來養活中國”的提問，他果敢地提出“中國人自己養活自己”的思路。

這些關乎國家糧食安全的科研創新、策略實施，讓李振聲在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6年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但他并未止步。2013年，82歲的李振聲組織實施“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實現環渤海地區5年增糧200多億斤。2020年，年近90歲的李振聲再次提出建設“濱海草帶”的設想，以確保我國飼料糧安全。“新中國讓我有飯吃，又能上大學，這是我過去從不敢想的事情。”李振聲說，“國家培養了我，我應該向國家做出回報。”

這一樸素的感情，支撐李振聲用所學回報祖國，也感召著一代又一代中國科學院人。

如今，遺傳發育所成立了李振聲“濱海草帶”青年突擊隊，集中所內10多個育種和養殖團隊的優勢科研力量，在東營黃河三角洲開展攻關。這些新時代的青年，繼承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繼續在祖國的大地上書寫自己的科技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