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發論文、不做課題，這位教授想在高校培養作家

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6/503636.shtm

“就像一下子被老師抓住了后脖頸。”回想起幾年前剛上寫作課被老師提問時的感覺，已是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生的陳芳洲仍記憶猶新。

在創意寫作方向碩士生的小說寫作實踐課上，她寫下了自己第一篇小說的開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復旦大學教授王安憶隨即問她：“在這里居住的到底是什么人？你為什么這么寫？你想好寫什么了嗎？”作為幾乎沒有文學寫作經驗的“小白”，這一連串的追問讓陳芳洲無從回答。

幾年過去，經過創意寫作的滋養，她不僅捕捉到了小說如何開頭、如何發展，更有了構思、撰寫完整小說的能力。

“教寫作其實只是告訴學生對寫作的認識，并敢不負責誕生作家。天才總是極少數人，大多數人都是鋪路，我們就是培育鋪路的石子。”王安憶說。

這些“石子”經過寫作訓練的打磨后，有人成為了真正的作家，有人已出版多部文集，有人成為了寫作技藝的傳授者。更多人則把寫作當成了一種習慣和與自我對話的方式，與是否示人、發表無關。文學寫作曾燭照過他們，它會在不經意間反射到生活的某個角落，改變某個生命原有的軌跡。

“寫作是一件終身的事情，哪怕我現在的作品不夠深刻，但寫作技能會伴隨我的生活。不論未來我從事什么職業、承擔何種社會角色，寫作者都是其中之一。”陳芳洲說。

  ?

2020級復旦創意寫作專業非虛構寫作課結課紀念（前排左起陶磊、王安憶、張怡微）

將作家寫作的場景搬到課堂

小說寫作實踐課的第一站是魯迅故居。

步入這棟有著近百年歷史的3層小樓，踏上窄小的木制走廊，同學們的想象力由此展開。他們七八個人為一小組，想象在此生活的人和他們的故事，虛構一個小說開頭，在接下來的一學期課程里逐步推進情節，完成小說。

像這樣的實踐課，有時在魯迅故居，有時在田子坊、宰牲場。像這樣“工作坊”式的教授方式，還有命題訓練、改編續寫、故事接龍、故事新編……

在點評課上，王安憶提醒同學們：“魯迅故居所在的大陸新村是新式弄堂，當時居民階層較高，應屬中產階級；而在上海‘孤島’時期，這里是日本人聚居的地方，成分很復雜；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里的舊區改造相對滯后，居民多有遷出，會將舊房租給外來人口。”

不同時期社會背景不同。當同學們開啟了一個故事，人物經歷、語言習慣、居民風貌等也大致定了下來，而任何不合理的細節都會被王安憶捕捉到，變成一個個尖銳的問題。正是這樣的追問，將作家獨自一人構思故事、推翻重構的場景搬到了課堂，將其思索的瞬間拉長，迫使同學們開始鄭重思考起每一個起承轉合。

提問仍在繼續。待到每個小組都經歷一輪這樣的“窘迫”時刻，創作就進入下一階段——“發展”時期。一個學期的課程里，小說開頭會有4次發展機會，同學們可以根據故事需要，或發展鋪墊，或翻轉倒置，在每個周期里生發出新的故事片段，隨后展開討論，最終形成一篇完整的小說。

整個學期，王安憶都在引導同學們發現故事的潛力和不足，“我只是盡量使他們體驗小說的進程：如何開頭，設定動機，如何發展，向目標前進——也許他們會在課堂外最終完成，也可能就此放下，但希望他們能從中得益，了解虛構寫作是怎樣一種經驗。”在《小說六講》中，她寫道。

史玥琦是復旦大學創意寫作2019級學生，如今已發表7篇小說。“創作過程中，我會像老師一樣反問自己，這個人物為什么要這么做？他的行為動機足夠嗎？”每問一次，似乎這故事的大網就更牢、更密了一些。

6月初的午后，與之相隔1000多公里的北京，一堂現當代詩歌課正在進行。伴隨著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和陣陣鳥鳴，詩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正帶領同學們一句一句地讀詩。詩的作者是臺下的40名本科生。在他們對不同詩人及其作品進行研讀分析后，每人要創作1~2首詩，作為結課作業。

在人大，這些中文系學生不僅要學習文學史，還要進行文學創作。他們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寫詩，由于不熟悉“詩歌”語言，許多句子讀起來粗糙、別扭。楊慶祥打趣道：“我要努力尋找大家寫得好的地方。”

接下來的整堂課上，師生共讀時，“好的詩句”輕易便跳了出來：“那是群山鼻息相抵”“是我打擾了云”“露水使我眼中含淚”……這堂課上，他反復強調“情緒”和“判斷”。“大家在寫作中的當代感是弱的，你們跟自己的真實生活間好像總有距離，把自己藏得很緊，總是用一些修辭表達一些不夠具體的情緒。但要打動別人，需要明確的情緒和判斷，需要寫下自己在那一刻的真實感受和生命狀態。”楊慶祥說。

“教可教的部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寫作被認為是“少數人的天才行為”。人們通常對作家的印象是——把自己關在一間屋子，埋頭苦寫，直到作品完成，至于其中的創造過程，被認為是神秘、不可言說的。

復旦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陳思和1977年考入復旦，首節課由古典文學大家朱東潤講授。“他說你們想寫作，可以利用業余時間去做，復旦沒有培養你們當作家的義務。”陳思和回憶，“當時很多人傻了，回到寢室發牢騷，覺得報錯了專業。”

轉折發生在2004年，王安憶任教復旦。學校為她打開“綠色通道”：沒有發表論文和承擔課題的標準要求，所有文學作品、評論文章都算學術成果。為了在中文系開設創意寫作專業，她曾多次往返京滬，到教育部開論證會。會上，一位老先生態度強硬，堅決反對在中文系設立寫作碩士。他反復跟王安憶講：“你就好好上課，別攪和設專業。”

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葉兆言當年聽說王安憶到復旦教書，覺得不可思議：“她顯然覺得作家可以教出來，但培養作家沒有秘訣。王安憶不僅奉獻自己的寫作秘訣，還想培養能超過她的人。她在做蠢事。”

然而，王安憶堅持創意寫作是“教可教的部分”。“天賦可以說是文學的決定性條件，它是不能教的。文學還是有一部分可以教的東西，這部分就是技術性的東西。”

根據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的學位培養大綱，三年碩士課程主要分為知識教學和寫作實踐兩大部分。前者的作用與普通中文系別無二致，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后者則是創意寫作的特色課程，包括“小說寫作實踐”“散文寫作實踐”“非虛構寫作實踐”等課程。

“一閃念的靈感很可貴，但光有靈感是不夠的，想要將其表達出來，需要對語言的把控和熟悉，需要方法技巧，需要訓練。”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對《中國科學報》說。

這些方法技巧來自老師們長期的總結摸索。“我們告訴大家那些普遍的文學規律，我們將從經典中獲取的知識總結出來，將人類已有的文學財富展示給大家，供他們選用，這能提高大家閱讀摸索的效率。”青年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怡微說。

至于天賦、靈感，雖是文學寫作中“不可教的部分”，但并非無跡可循。楊慶祥表示：“所有的靈感和創意、那些‘神來之筆’都源于大量閱讀和系統訓練，否則靈感不會產生。”

為了啟發大家的靈感，楊慶祥開設了“大師課”，請各專業的老師講課。在這堂課上，學生們可以接觸到蒙古史、電影拉片、拉斐爾的畫……復旦也是如此，在一次關于舞蹈的課上，老師要求大家互相擁抱5分鐘，由此打開感官。

“這些看似與文學毫不相干，卻讓同學們很有收獲。”楊慶祥說。

從2009年復旦大學招收第一批“創意寫作”專業碩士生起，這一學科已在我國走過了十幾年。其間，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大學、西北大學等也陸續招收本碩博學生。不同于以往中文系的公文、應用文寫作課，創意寫作專業教學以詩歌、散文、小說等文學寫作為主。

經過十幾年的教學實踐，師生們不僅解答了大家對于“寫作能不能教、作家是否可以培養”的疑問，更試圖探索“寫作應該怎么教、作家應該如何培養”。

選擇寫作，便選擇了另一種生活

當高翔決定考取第二個研究生學位時，他剛從一家地方報社辭職一個月。

大學時，因為熱愛文學，他選擇了與文字打交道的新聞傳播專業，可深入其中才發覺完全不是一回事。新聞寫作需要真實，文學寫作需要想象，兩者的沖突時常讓他迷茫。這種“擰巴”延續到了他讀傳播學碩士時期，又一路伴隨他來到報社。2016年，傳統報業尋求轉型，高翔不得不兼顧新媒體內容的編輯寫作，這讓他十分不適，并很快決定辭職。一個月后，他看到了人大創意寫作碩士的招生信息，便立刻投入備考。

從踏進校門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一樣了，他過上了自認為充實而滿足的“文學生活”。北京的夏夜涼風習習，他常與同學圍坐在樓前的草地上，談論詩歌、小說，談論和他們相隔甚遠、時隔多年的人物故事，或探究內涵，或爭論技法。這足以讓他陶醉。

當同學們在一起上課，他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真誠。“現代社會的節奏非常快，大家彼此保持著足夠的禮貌和客氣，我們很難聽到真話。但在課堂上，大家會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會耐心指出彼此作品中的不足，這對寫作能力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如今已是人大創意寫作博士生的高翔說。

創意寫作帶來的并不全是浪漫。

史玥琦從小熱愛文學，一直堅持寫作。“寫作時，我會有巨大的滿足感。作家畢飛宇曾說，在繁忙的應酬中，他會留出一個時間，拒絕一切活動，要跟小說里的‘那些人’待一會兒。讀到這句話，我熱淚盈眶。寫作期間，我一直跟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共同悲喜。當完成一篇作品，我連路都走不好了，像魔怔了一樣，踉蹌著走出去，陽光照在臉上，似乎讓我重新獲得了生命。”史玥琦對《中國科學報》說。

法國哲學家薩特在其小說《惡心》中提到，“一個人永遠是講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別人的故事中，他通過故事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講的那樣生活。然而必須作出選擇，或是生活或是講述。”史玥琦便是這樣，當他選擇了講述，便幾乎放棄了生活，或者說，他過的是另一種寫作的生活。

而在臨近碩士畢業時，他產生了強烈的自我懷疑，“我覺得自己寫得好，但并沒有得到太多認可，身邊人的否定對我的打擊很大。我甚至一度處在一個近乎絕望的狀態，想過是否放棄寫小說。”

這種掙扎和痛苦持續了大半年，他最終沒有放棄，堅持的力量來自馬來西亞華語作家黎紫書。當時，史玥琦給黎紫書發郵件，希望她能作為專家給系里的“匿名小說評審會”做指導。活動結束，黎紫書再次給史玥琦回信：“你的寫作勢必會遇到很多困難、很多束縛，但是你要向未來的自己借一些底氣，相信自己，你能行。”

后來，史玥琦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的博士生，將于今年9月入學，師從作家余華。前不久，他的小說《夜游神》獲得了第二屆京師-牛津“完美世界”青年文學之星金獎。

不以寫作為業，為什么還需要寫作

隨著創意寫作的畢業生逐漸在文學界嶄露頭角，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文學寫作可以更職業化。目前，全國至少有500多所高校開設創意寫作課程，聚集起了越來越多對文學寫作感興趣的人。

但另一個不得不說的事實是，經過幾年的學習訓練，最終能成為作家的人仍是極少數，創意寫作并不會讓人獲得某種文學的加持，使人快速走上職業寫作的道路，即便是著名如莫言、余華、王安憶等作家的弟子，也依然要面對形而下世界的種種遭遇。“大家往往是在一個職業（比如編輯、老師）的基礎上從事文學寫作。”楊慶祥說。

可是，如果不以寫作為業、不繼續從事文學寫作，我們為什么還需要寫作？

王宏圖曾在課上講起英國作家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在這一小說中，男主對女主說：“有了你，我可以一生沒有其他人，沒有其他的親密關系而過得很好，但要使之完美，使我真正地快樂，我還想得到與一個男人永恒的結合，這是另外一種愛。”

即便已經過去了100年，這番話聽起來依然驚世駭俗。“讀到這里，很多學生感到不解，也有人覺得勞倫斯男權思想強烈，不相信女人。”王宏圖說，“分析這樣的作品是希望大家不被那些流行、浮泛的話語所俘虜，對這個世界、對人的生活有自己獨到的觀察和體會。”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譚旭東注意到，有學生交上來的童話作業，到了結尾處，一個動物總會為另一個動物“豎起大拇指”，表揚它“你真棒”“你真是個好孩子”。還有的學生會不自覺地把文本寫成3段或5段。王宏圖也發現，一些學生對問題的論述總是分成一二三羅列出來。

“這不能算是缺點，也不是錯誤，但作為老師，我會舉一些例子告訴他，你也可以不這樣寫。”譚旭東說。

在中小學時期，很多人認為自己不會寫作，甚至極度討厭作文。可當他們在創意寫作的課堂上看到了文字的更多可能性，了解到文字可以幫助他們真誠地表達自己時，他們常常會很驚訝。“以前的那些寫作模式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只要稍加引導，幾節課的工夫，他們就會像扔垃圾一樣扔掉它。”譚旭東說。

譚旭東始終覺得，創作是每個人內在的潛能，通過有效的訓練，可以讓每個人都學會文學寫作，迎接有生命力的、富有情感的表達。

這與陳芳洲的感受不謀而合。陳芳洲讀博士期間，在復旦繼續教育學院的創意寫作課上任教。每年都有學生向她反饋，經過寫作課的學習，他們提高了對生活、情感的敏銳度。

陳芳洲提到，最初，她會給同學們出“我”“他（她）”等500字的命題寫作，許多同學寫得很泛泛，甚至有人會概括出自己20年的人生經歷。而經過寫作課的點評修改后，他們很快意識到500字只能描寫一個場景、一個細節。

“慢慢地，大家就明白，寫作是面向于具體的人物、情緒、事件，而非概括的、符號化的人和事。”陳芳洲說。

結束一天的工作和學習后，已是月白風清之時。陳芳洲打開屬于自己的文檔，有時只補上三言兩語，有時則文思泉涌，寫至深夜。

對于陳芳洲、史玥琦，對于曾經受到創意寫作滋養的許多人來說，寫作早已成為了一種日常。每當他們需要表達，就會開啟寫作，就像歌手唱歌、舞者跳舞、畫家畫畫，甚至像蟲兒鳴叫、鳥兒歌唱那樣自然。沒有誰能代替他們表達，也沒有什么能讓他們放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