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舉辦“國際儒學論壇·2010”

　　當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政治哲學與社會治理思想研究成了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體現了思想界強烈的現實追求與人文關懷。

　　12月4日～5日，“國際儒學論壇·2010”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儒家思想與社會治理”。來自中國、韓國、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20多名學者齊聚一堂，體會古人智慧，探尋儒家思想的社會治理之道。

　　教育部副部長郝平、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袁衛、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總裁金在烈、日本早稻田大學前任校長西原春夫、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華夏出版社社長高文柱等出席了會議。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與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承辦。國際儒學論壇自2004年舉辦第一屆以來，已成功舉辦7屆。

　　儒學：世界之學、實用之學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總結了儒學的五大特點。

　　第一，儒學不僅是中國之學，也是世界之學。從漢代以來，儒學的傳播從未間斷，而且從中國開始傳播到世界各個國家。19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其大會指導思想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儒學已成為世界性的學問。”

　　第二，儒學不僅是漢字的儒學，還是世界語言文字的儒學。目前，儒學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如韓語、日語、越南語、英語、法語等。

　　第三，儒學不是空虛之學，而是實用之學。儒學是滲透到政治制度、經濟發展、人們行為道德和行為方式之中的經世致用之學。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曾經提出“儒家算盤”，他將儒家思想應用于經濟建設，為儒家思想從農業社會的“治國之道”轉變為工業社會的“企管之道”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四，儒學不是保守之學，而是開放之學。各個國家與自身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各有特點的“日本儒學”、“朝鮮儒學”、“歐美儒學”等。“如今的儒學已不再具有地域性，所以應當從世界人類意識方面進行研究。”

　　第五，儒學是發展之學。儒學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它的理念得到人類的共識，所以儒學已經深深印在人們心中。儒學成為了中國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從以上五點可以看出，儒學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價值，對于當代各國文明對話具有重要的意義。推動儒學在當今世界的發展，已經取得共識。儒學的現實意義和價值的存在，是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張立文說。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自2002年成立之時，就倡議編纂《儒藏》。經過8年的辛苦努力，在社會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和鼎力協作下，《國際儒藏》第一批書籍已經出版，這批書籍為韓國“四書”方面的內容，共16冊，2000余萬字，由華夏出版社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共同出版。

　　張立文認為，文化交流是當代文明對話的最佳選擇。儒學作為國際之學，凝聚了各個國家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互相尊重、互相吸收、互相借鑒的成果。

　　“《國際儒藏》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的平臺和素材。”張立文希望通過這部書，推動儒學在世界的發展和弘揚，希望中華民族的文化能夠取得共識，同時為建構共同的家園提供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儒家思想與社會治理緊密相連

　　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看來，治國理政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影響最大、內容最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過去在思想層面做得不夠好，在政策、運作層面更是研究甚少。”

　　“儒家思想是最具世俗性和實用性的。‘經邦濟世’、‘經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本質特征之一;‘民本思想’、‘民生理念’、‘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紀寶成表示，“如要體現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需要我們進行很好地轉化。”

　　儒家的治國理念不僅是理念，從理念到制度實際，到運行操作有一整套豐富的文化遺產。紀寶成希望專家學者們不僅從思想層面研究，還要結合當代世界的實際，研究儒家思想在當代的轉化，將其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我們要非常珍惜祖先留給我們的優秀文化遺產，把儒家思想用到我們的生活實際中去，讓傳統的儒家文化為當代的社會治理服務。”紀寶成說。

　　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總裁金在烈則認為，“儒家思想天然地與社會治理存在著密切聯系”，因為孔子創立儒家的思想學說，其初衷就是為了解決社會治理的問題。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諸侯國之間相互攻伐爭霸、戰爭不斷，造成“禮崩樂壞”的社會情勢。面對這一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況，先秦思想家思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重建已然崩壞的社會秩序。“這不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題，也是墨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主題。”金在烈說。

　　孔子創立的“內圣外王”思想通過孟子、荀子的發展為社會治理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到漢朝后更是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建立起一套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完備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為社會治理提供理論與制度支持。

　　盡管到了近代，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不再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方式，金在烈還是認為儒家思想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儒學思想中的“大同”理想對現代社會治理目標具有強烈的價值引導作用。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把社會變成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變成一個充滿了人文關懷與和諧人際關系的社會。

　　二是儒家思想中“德禮并用”的政治思想對現代社會的治理具有強烈的指導意義。如果將 “德”理解為“道德”，將“禮”理解為現代的法律體系，那么孔子提出的“德禮并用”的思想將指導我們在現代社會治理中，共同運用法律和道德這兩個社會治理的不同手段，使其形成協調的互補關系。

　　社會治理：找準結合點

　　當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政治哲學與社會治理思想研究成了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體現了思想界強烈的現實追求與人文關懷。

　　“儒家思想，從誕生之初就是與社會運作、政治架構密不可分的。”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向世陵表示，“推崇和諧，建設和諧社會，實際上都是儒家的一些理想，也包容在國學所有的學術流派之中。”

　　在國學經典中可以看到許多充滿智慧和境界的論述。《禮記·禮運》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這種對 “大同社會”的向往，可以說是一種原始樸素的“和諧社會”的理想。

　　“這些都是古代社會沒有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的西方工業化后的一些觀念，是可持續的、循環的，但不是發展的，主要考慮的是穩定。”向世陵說，“隨著時代的發展，世界已經進入經濟一體化、信息高速化和文化多樣互補的新時代，其內涵發生了一些變化，要考慮發展基礎上的穩定。”

　　“在構建社會主流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道德準則和倫理規范，完全可以在與時俱進的基礎上加以利用。”向世陵認為，在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態下，怎么實現社會的安定、社會各個階層的和諧相處，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要找到發展與穩定的一個結合點。”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王杰認為，儒家思想并不是治理社會的靈丹妙藥，但它能夠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可資借鑒的無窮智慧如“以德治國”、“以人為本”、“和為貴”、“和而不同”、“民貴君輕”、憂患意識、重德重孝、重視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等思想，這些都是當今社會非常需要的，對當今社會的社會治理具有很大意義。“社會的治理主要還是要靠民主、法制、公平和正義，儒家思想并不能解決當今社會所面臨的所有問題。”

　　陜西師范大學儒學—儒教研究所所長韓星則指出，中國目前在治道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一是道或者價值的缺位。當代中國的治道有法有術而無善治之道，沒有傳統的道統對政統的統攝，即沒有價值制約與思想指導。

　　二是即使治法治術也未能形成系統，不同層面未能互相融通、協調和配合，“這大概與條塊分割的體制有關”。

　　三是有治無教。延續慣性的行政手段為主導的治理模式，同時在以法治國的思路下加強了法律的制約與懲罰，但缺乏行之有效的社會教化。

　　四是政府機能僵化，凌駕于社會之上;社會各層面競爭失衡，發展失序，缺乏自治功能，一方面消極被動應對政府，另一方面積極主動謀求個人或小集團利益，造成失衡不公，無序、內耗、浪費、破壞嚴重。

　　五是民間非政府組織未能充分發育，未能發揮社會自組織功能，事事都要官方體制自上而下，層層下達，效率低下。

　　如何解決?結合當今現實，韓星認為，首先，應該重視儒家治道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和整理，重視對儒家治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中國傳統社會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的教化在今天并沒有過時，儒家德、禮、政、刑一套綜合治理的途徑和方法仍然有其價值，當然也有必要吸收西方治道的思想和經驗，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推進社會的民主、自由、文明、進步。”韓星說，“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確立文化主體意識。只有在確立文化主體意識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吸納西方的治道思想和經驗，構建中國現代治道體系。”

　　其次，復興儒家禮治治國模式，并與德治、法治密切結合。

　　韓星說，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社會治道體系是道統、禮樂和法律的三位一體，是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中之謂人，形而下之謂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由禮樂文化推演出來的禮治，在德治與法治中起著上通下貫、中道制衡的作用”。

　　儒家的社會治理思想：傳統與現實結合

　　很多學者認為，“儒家思想與社會治理”的主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需要正確、客觀地理解與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社會治理思想;其次，在對傳統社會治理思想有所領會、有所把握的情況下，應該聯系當今世界的情況，創造出一種既與傳統緊密相連又具有現實意義的新思想，促使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思想形成一種有益的現代轉化。

　　“儒家思想從孔子創建以后，不斷吸收和包容其他思想，不斷自我創新，保持著新的血液注入，創立了一個較為系統、完備的思想體系。”王杰指出，“但是，儒家思想在當今社會要有新的轉換，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才能成為中國發展的強大思想動力。”

　　王杰表示，有些人對儒家思想抱有深深的情感，甚至于癡迷化，認為儒家思想能夠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這些觀點都是片面的、不正確的。

　　“對于儒家思想，既要看到它的優秀部分，也要看到它的糟粕部分，例如‘官本位’，皇權意識、個人崇拜、任人唯親、‘惟書，惟上，不惟實’、缺乏科學意識、缺乏公民意識，重視群體忽視個體，重農抑商等等都是儒家思想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殘存的糟粕和落后。”王杰說。

　　在看到精華和糟粕的同時，王杰強調：“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人應該對儒家思想，乃至對中國的文化存有一份溫情和敬意，因為它是中國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對民族的文化根脈我們不能完全的批判和否定，不聞不問，無知無畏。我們應該對民族的文化有一種情感、敬畏。正如朱熹所說：‘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作為華夏兒女，對于民族的文化——儒家思想，既不能夠自大，也不能夠自卑，要懷有一種自覺自信的心態。”

　　創新：儒學的生命所在

　　張立文表示，在當前的新時代、新形勢、新危機、新沖突面前，儒學如何與時偕行，以新的哲學理論思維體系、觀點、方法來觀照，建構體現當下時代精神的真正的儒學哲學理論思維體系，是當代學者的歷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責任。

　　“哲學理論思維的生命和價值，就在于日新、日日新和創新。”張立文說，“如果停滯新陳代謝和喪失創新力，那么，哲學理論思維的生命就會枯萎，價值就會隱去。換言之，當代儒學的生命就在于創新，無革故鼎新，儒學的生命也會凋謝。”

　　張立文所說的“創新”，是指在繼承往圣和諸子的基礎上，度越往圣和諸子，既不是照著講，也不是接著講，而是在“窮理盡性而至于命”的效能上，充分體貼和把捉時代的現實需求和時代的主流精神，以新思想、新觀點、新方法、新話題，建構新哲學理論思維體系，而自己講、講自己。

　　張立文認為，當代儒學思想的生命與創新，要深刻反思儒學之所以創新和獲得新生命的歷史經驗，以及儒學之所以衰落以至遭厄運的歷史教訓，從而獲得啟迪。

　　“在當代，若仍是唱唱老調子，就會使儒學愈唱愈衰落，愈唱愈脫離社會發展的實際、脫離生產、脫離百姓;若執著于儒家文本照著講、跟著講，還秉承衣缽式地接著講、承著講，就會使儒學愈講愈枯燥無味、愈講愈枯竭貧乏。”張立文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使儒學得以新生，必須“‘自家’體貼出新理論體系、新核心話題、新詮釋文本”。

　　儒學生命智慧如何創新?張立文表示，和合學是使儒學獲得新生命的一種嘗試，是儒學在新人文語境中實現理論思維形態轉生的嘗試，是儒學理論體系、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創新的嘗試。

　　“儒學思想未來的命運，其發展的未來課題，和合學已作出了一些回應。”張立文介紹，和合學提出儒學生命創新的五大原理，即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處的和處原理、共立共榮的和立原理、共達共富的和達原理、滋潤心靈的和愛原理。

　　“人類在當代所面臨的種種沖突和危機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華為哲學理論思維的核心話題 ——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價值目標，不僅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學術、宗教、道德的價值訴求，而且為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的世界文明對話提供了理論基礎。”張立文期盼和合學在未來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