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控煙會議上展出的各國帶有文字和圖片警示語的煙盒
悉尼機場售賣的兩種中國香煙，均有顯著的警示圖片，與國內有很大差異。
2011年1月9日，五年內實現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國際承諾即將到期，中國能夠如期兌現嗎？
“三個月內，中國所有的室內公共場所都能禁止吸煙嗎？” 這個問題并非異想天開，而是中國在5年前就作出的承諾。2006年1月9日，中國全國人大批準實施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該公約要求，締約方在履約5年后要實現所有室內工作場所、室內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100%禁煙。
中國兌現上述承諾的時間就在2011年1月9日。但現實是，到今年底中國只有一半的醫院可能實現完全無煙環境，此外的學校、政府機關、餐館、酒吧等為數眾多的公共場所何時能夠全面禁煙？恐怕連衛生部長都回答不了。
本月上旬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的第九屆亞太地區吸煙或健康大會，就本地區履行《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進展、經驗和挑戰進行了廣泛交流。赴會采訪的記者發現，面對其他國家控煙的明顯成效，反觀本國控煙的步履蹣跚，來自中國的控煙官員和專家陷入焦急與無奈的糾結之中。
“煙草危害是中國最大的公共衛生問題，但控煙在中國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副主任姜垣在大會上感慨道。
華麗煙盒，凸顯控煙困境 滿是膿包的爛腳丫，垂死的病人，被熏黑的肺，夭折的嬰兒……
在本次大會上，泰國展示了其正在使用的第三套煙包警示圖片，共10張，觸目驚心地展示了吸煙會帶來的健康問題。煙盒一半以上的面積被警示圖片所占據，在其余位置，戒煙電話號碼和文字警示語赫然在目。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締約方在履約3年后要在煙草包裝上實行健康警示標志，并具體地指出：健康警示標簽要大而清晰，占據主要可見部分50%或以上，至少是30%，不能簡單標注吸煙有害健康，而要告訴消費者吸煙可能導致肺癌等嚴重疾病，此外，推薦使用效果更顯著的圖片警示。
為此，中國在2009年1月推出了新版煙盒。其控煙效果如何呢？來自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方智德教授比較了中華卷煙在國內外的9種不同包裝，得出結論：中國國內卷煙包裝的警示效果最弱。
他指出，同是中華牌卷煙，在加拿大出售的帶有吸煙導致肺癌圖片的包裝，警示效果最強烈，然后是在新加坡出售的印著口腔疾病圖片的包裝，和在香港出售的印有腳部潰爛圖片的包裝等，而國內煙民習以為常的中華煙包裝，傳遞的健康警告信息最弱：包裝沒有任何警示圖片，文字警示語雖有兩句，但并不醒目，且內容雷同――“吸煙有害健康，盡早戒煙有益健康”，更令人不解的是，煙盒背面的警示語是英文的。
“不應該用外語來向本國公民傳遞最重要的健康信息，”方智德說，“中國約九成的吸煙者不懂英文，這樣的警示完全無效。”
煙盒雖小，但卻被專家視為控煙最重要的陣地之一。方智德指出，當吸煙者從煙盒中抽出一支煙，會同時得到健康警示信息，一個每天抽煙20支的人，一年中就有7000多次機會看到煙盒上的健康忠告。
中國疾控中心等專家在國內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70%的人看過我國新的煙包后，表示并不覺得吸煙有害，有人甚至表示仍會把香煙作為禮物送人。相反，當他們看過帶有惡心圖片的外國煙盒后，90%以上的人表示明白吸煙的危害，產生了戒煙意愿，而且不會把煙作為禮物送人。
“中國新的煙草包裝沒有達到控煙履約的要求，依然光鮮氣派，沒有產生減少煙草消費的效果，”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副主任楊杰在悉尼說，“這并不奇怪，因為它是由國家煙草專賣局設計的。”
煙草加稅，在中國失靈了嗎？ 除了帶有醒目警示內容的煙包，調高煙草稅也被國際上認為是非常有效的控煙措施。可是，增加煙草稅的辦法在中國似乎失靈了。
2009年，中國小幅提高了煙草產品生產環節的消費稅，并在批發環節加征了5%的從價稅。效果如何呢？煙草經濟專家、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胡德偉教授在悉尼公布了他和多位中國專家在國內六城市所作的調查，結論是：中國去年調高煙稅的做法，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卻沒有帶來煙草消費量的下降。
“最主要的原因是，增加的稅由煙草企業自己消化了，卷煙在中國的零售價基本沒有變化，消費者感覺不到，”胡德偉說。
他指出，提高煙草稅有利控煙是有經濟學依據的，價格是影響需求的最重要變量，如果卷煙的零售價格上漲，煙民的需求便會下降。而如果加稅沒有變成零售價的提高，煙民的消費行為就不會發生改變。
根據胡德偉的測算，如果每包卷煙增加1元錢的從量稅，則中國的吸煙者將減少1370萬，挽救340萬人的生命。
泰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多次調高煙草稅，目前，煙稅占卷煙零售價的70%以上。泰國衛生部控煙顧問普利凱特指出，煙稅提高是泰國男性吸煙率由55.6%下降到36.5%的重要原因。
泰國的經驗還表明，增加煙草稅為國庫帶來了更多收入，而且,泰國政府從中提取一小部分用于控煙和公共健康開支。
事實上，缺少資金正是中國控煙面臨的困難之一。中國控煙協會會長許桂華坦言，協會資金幾乎全部來自彭博基金會等國外團體的援助，勉力維持，步履艱難。泰國從煙稅中提取控煙基金的辦法值得參考。
“中國目前煙草稅的稅率才30%多，而國際上為65%至70%，中國煙草稅仍有很大的上調空間，要繼續推進這一進程。”胡德偉說。
這位專家強調，中國調高煙草稅一定要體現在消費環節上，才能產生既增加國庫收入又減少煙草消費的理想效果。
政企分開，還是取消專賣？ 國際控煙人士認為，在公眾健康問題上，煙草業絕非利益攸關方，而是敵人。將于下月在烏拉圭召開的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第四次會議，將重點討論公約第5.3條的實施準則，即如何拒絕煙草業干預的問題。
這一議題直指中國政企合一的煙草專賣體制。中國是世界上少數仍對卷煙實行專賣制度的國家，授權行政機構國家煙草專賣局管理從煙葉生產、收購到卷煙生產、銷售的整個流程，它的另一身份是中國煙草總公司。
在中國政府為履行框架公約而成立的部際協調領導小組中，國家煙草專賣局亦是成員單位之一。控煙專家指出，國家煙草專賣局作為政府部門，要履行公約的控煙義務，但同時它又是煙草公司，要維護本行業利益。這兩種角色存在著無法調和的沖突。
有外國專家形容，當中國官員在討論控煙這一公共衛生政策時，煙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邊。這就好像讓狐貍坐在雞籠里，討論如何保護小雞，其結果可想而知。國家煙草專賣局設計的警示作用虛弱的煙盒，便是一例。而框架公約5.3條的規定，“各方在制定和實施有關煙草控制的公共衛生政策時，須采取行動保障其政策免受煙草行業的商業和其它既得利益的影響……”，目的正是把狐貍逐出雞籠。
著名控煙專家、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楊功煥曾解讀說，5.3條的規定意味著煙草專賣局不應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參加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締約方會議。是否果真如此，很快將在下月烏拉圭舉行的締約方第四次會議上見分曉。
此次悉尼控煙會議針對煙草專賣制度舉行了一場對話：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副主任楊杰主張打破中國煙草行業政企合一的體制，加快履約進程；泰國衛生部控煙顧問普利凱特的觀點頗出人意料――從泰國控煙經驗看，保留煙草專賣制度更有利于控煙。
據介紹，具有專賣性質的國有企業泰國煙草公司(TTM)歸財政部管理，其主要目標是追求通過煙草行業獲得更多收入。1989年成立的國家控煙委員會，則由泰國衛生部擔任主席，專注于控煙和保護公眾健康。
在目前的泰國煙草市場上，國有的泰國煙草公司占三分之二份額，菲墨、英美等國際跨國煙草集團占三分之一份額。普利凱特說，泰國曾打算將泰國煙草公司私有化，但最終沒有這樣做，原因是他們發現，國有煙草公司和跨國煙草集團都反對控煙，但相比較而言，國有煙草公司的經驗不太豐富，不那么野心勃勃，政策游說的能力不太強，最重要的，是比較聽政府的話。比如，泰國政府可以要求TTM不把女性作為營銷對象，但卻無法要求跨國煙草公司這樣做。
“大幅提高煙稅和實行有效的煙草警示包裝，同時保留國有專賣制度，讓國有煙草公司聽命于政府，這就是泰國有效控煙的秘密，”普利凱特說，“每個國家都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
“后發”，能否“先至”？ 2006年1月，世界上煙民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批準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時，表達了推進控煙的政治意愿，全球衛生界人士為之振奮。但從現實看，批準公約是一回事，能否切實履約是另一回事。
不過，也有國際控煙專家在悉尼會議上對中國的控煙前景表示樂觀。
“全球煙草控制網絡”負責人高志文指出，中國已經實現了自己承諾的幾乎所有千年發展目標，在艾滋病防控等公共衛生領域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就，而且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增長。
“只要中國有強烈的政治意愿，并且用心去做，誰說中國不能在控煙這個比防治艾滋病更重要的公共衛生保衛戰中‘后發而先至’呢？！”高志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