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排名迅速上升的背后：片面反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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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報見習記者 王之康

前段時間，《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發布了第14屆年度世界大學排名。在這個被認為最具影響力之一的世界大學排名中，首次有兩所中國大學進入前30名，分別是北京大學（并列第27名）和清華大學（第30名）；而在前200名中，中國大學共有7所。

排名一經公布，就連《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都表示，“中國現在已有2所大學進入世界排名前30名”“正趕超歐美一流大學”，對中國高等教育的飛躍發展十分驚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國大學世界排名迅速上升？這一現象到底說明了什么？透過排名，我們又應該看到什么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中國大學在世界排名中迅速上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表現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上，而是早已在多個排行榜中成為不爭的事實。

數據顯示，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2015年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北京大學排名第42位，清華大學排名第47位；2016年，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該榜單中的排名均有所提升，北京大學成功進入前30名，位列第29位，清華大學位列第35位，同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復旦大學也成功進入前200名。而就像文章開篇所言，今年，中國入選該榜單的大學不僅名次有所提升，數量也再次增加。

對比同樣在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大學排名，中國大學的排名快速上升也是有目共睹的。

比如QS全球教育集團日前發布的第14屆QS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國大學共有39所上榜，比去年增加了6所；世界百強大學新增了2所，達到12所，僅次于美國（31所）和英國（16所）。

又如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發布的2017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中國內地入榜世界500強的大學較去年增加了4所，達到45所；清華大學則繼2016年在該榜單中躍入世界百強后再次取得突破，上升10名而躋身世界前50，位列第48位，北京大學仍保持世界百強的位置。

那么，在這些榜單上令人驚嘆的數據背后，究竟隱藏著哪些深層原因呢？

多種因素推動

“所有的世界大學排行榜其實都比較關注學術指標，甚至在有的排行榜中，這一指標會占到60%的權重。”談到推動中國大學世界排名迅速上升的原因，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首先將目光鎖定在了“學術指標”這一因素上，具體來講，包括發表國際學術論文的數量，以及發表這些論文的期刊的影響因子等。

熊丙奇指出，中國大學這幾年都普遍重視學術研究，而且學術研究又特別重視發表國際學術論文。因此，在這種以學術論文作為重要指標的排行榜中，排名提高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可以預見的。

對于熊丙奇所說的學術指標因素，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周光禮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中國大學世界排名迅速上升，直接原因就是國家在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投入，尤其是‘985工程’對大學的重點投入。”周光禮說，“985工程”是以學科建設為中心，重點打造科研平臺，這些都與科研相關，而很多大學排行榜的指標體系都以科研為導向，“以《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學排名為例，研究占30%，引文占30%，學術聲譽占7.5%，超過三分之二的指標跟科研有關系。”

除此之外，中國大學國際排名上升還有一個間接原因，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起來了。“實際上，一個國家的大學水平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高度相關的。只要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得非常好，其高等教育水平一定差不了。”周光禮說。

對此，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深以為然。

“近年來我國高校在世界大學排行上表現亮眼，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力的日趨強大，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為高等教育的突飛猛進提供了保障條件和不竭動力。”操太圣說，直接因素則是我國持續多年在推動高等教育整體實力提升的基礎上重點發展部分大學的政策（特別是“211工程”“985工程”）產生了效果。“在這些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一些高校積極采取措施，主動放眼世界，實施趕超戰略，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

片面反映水平

但是，快速上升的排名是否能真正反映出中國大學的實力和影響力呢？對此，實際上要打一個問號。

“中國高校在世界排行榜上的表現僅僅是部分地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操太圣說，因為人們對教育質量內涵的理解可能側重點不同，對測量質量維度的選取更是因人而異，這就出現了同一所大學在不同排行榜上排名懸殊的狀況。

操太圣表示，教育或者教育質量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它不僅具有一些共性特征，而且因為歷史、文化和社會情境的差異而呈現出獨特性。但就排行工作而言，機構更愿意選擇部分便于測量和比較的指標，從而出現一些高校排名較高，但學生培養質量依然難言樂觀的狀況。

以《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學排名為例，其指標體系中“教學”占30%，遠低于代表科研的“研究”（30%）和“論文引用”（30%），事實上，在其“國際展望”指標下的“國際合作研究比重”還有2.5%的權重。由此可見，“重科研輕教學”在這些排行榜上也一再強化。而且，“教學”指標包括教學聲譽15%、師生比4.5%、博士—學士學位授予比例2.25%、學科門類6%、教師人均學校收入2.25%，這些均無法真實反映學生的學習狀況，更無法說明其教學質量。

對于操太圣所說的大學排行榜中“重科研輕教學”一再被強化的現象，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認為，這是其先天性不足導致的。

“大學排名以各類科學計量為基礎，不同程度地引入學術聲譽、雇主評價、國際化等指標，用一套簡化指標對大學進行粗略的評價，本身先天就很難具備科學的特征。”張端鴻說，由于人才培養指標具有數據獲取困難、數據獲取成本高的特征，各類排名基本都是避而遠之，所以大學評價自然也就很難反映實際的人才培養質量和效果。

縱然如此，在周光禮看來，具有片面性的排行榜也有其可取之處，因為每一個排行榜都有其價值取向。

“我們一般認為，一所大學如果在任何排行榜中都表現得很好，那么它一定是所好大學。”周光禮說，如果一所大學在任何排行榜中都排名很差，那么它一定很差，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一所大學在有些排行榜中表現好、在有些排行榜中表現不太好，只能說明它是有特色的。

排行榜中的大學

從本質上說，大學排名是由第三方機構對大學的一種質量評價，但它并不是排給專業人士看的，而是主要幫助外行人了解大學。與專業性質量評價相比，其優點在于用的是大家能夠看得懂的語言。但在幾位受訪專家看來，透過大學排名的數字，我們還應該看到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

“如果過于看重排行榜的話，我們可能就會走向片面。實際上，排行榜中很難反映、很難衡量同時又容易忽視的就是人才培養。”周光禮說，中國大學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學排名中的突出表現，說明科研已經做得不錯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高水平的科學研究轉化為人才培養的資源，以高水平的科學研究支撐高質量的人才培養，就目前來說，中國大學做得還不夠。

張端鴻認為，通過大學排名，我們不可能直接看到一個客觀、科學的結果，但是可以看到“棱鏡折射”后的大學模樣。

“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應當對排名作一些合理解讀，在某一個特定指標體系下，大學排到某一個位置自然有它的道理，背后的原因以及合理性解釋在哪里。”張端鴻說，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透過排名看到數據波動的內在原因是什么，“盡管商業性大學排名并不十分精確，每個排名也都有其各自的價值傾向，但它們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學辦學的狀態，是一種商業性促進大學信息披露的途徑，而學術界和專業性的國際組織并沒有很好地提供這種信息。”

操太圣表示，針對排行榜，各高校需要理解其背后的價值取向和指標選擇的邏輯，然后針對各自學校的現狀和發展規劃，有選擇性地利用排行榜上的相關數據，將之作為推動學校發展與變革的可資參考的資源。

對此，熊丙奇表述得則更加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