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湯釗猷院士：控癌戰，而非抗癌戰

　　 “癌癥不是絕癥，癌癥病人也可以活到百歲。”10月18日晚，中國工程院院士湯釗猷在簽名贈書儀式上說。

　　湯釗猷簽名贈書儀式在上海白玉蘭劇場舉行。活動現場，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泰斗湯釗猷教授向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的會員，簽名贈送最新力作《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癥防控方略》。此書系湯釗猷抗癌三部曲系列著作之一，將于2018年初正式出版。

　　從醫60余載、研究癌癥50余年，今年88歲高齡的湯釗猷表示，癌癥是全身性、慢性和不斷變化的疾病，要戰勝癌癥也難以“速勝”，這好比傷風感冒，起病只要幾天，恢復通常也只需幾天，而癌癥起病講年數，恢復可能也要多年。癌組織即使被手術順利切除，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還有復發轉移的問題，也同樣要采取多年的防控措施。

　　在其新書中，湯釗猷用“控癌戰”來形容癌癥病人對疾病的抗爭，而不是用原先的“抗癌戰”這一說法。他表示，癌癥不同于傳染病，后者是外敵入侵，前者是內外失衡導致“內亂”，癌細胞是由正常細胞變化而來，不是外來入侵之敵，還有可能被改造。

　　他說：“傳染病主要通過抗菌藥物消滅入侵的病原體，癌癥不能完全采用消滅方針，而需要采取‘消滅與改造并舉’的方針，國外也開始注意到將癌癥比作戰爭是錯誤的。”

　　如何控癌？

　　湯釗猷表示，要研究除了消滅腫瘤以外的各種小打小鬧的療法，即“改造”療法，如改造殘癌、改造微環境、改造機體等，還要研究最終消滅主瘤的時機與辦法，同時還要研究機體抗病能力的綜合措施，如包括神經、免疫、內分泌、代謝干預以及調動病人主觀能動性的措施等。

　　他透露，在其病人中甚至不乏102歲的高齡肝癌患者，在經歷了手術切除、癌轉移、化療等綜合治療后，仍然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生活。而他本人盡管88歲高齡仍然堅持游泳這項運動。游泳一直是他給癌癥患者除藥物外最好的“處方”，而醫學上早就有研究發現，游泳對人體所能起到的生理作用，堅持游泳能促使身體內產生內源性的干擾素，從而有助于預防癌癥和復發。

　　控癌戰，而非抗癌戰

　　湯釗猷

　　戰爭的勝負取決于硬件(武器、兵力)和軟件(戰略戰術、正義與非正義)；控癌戰的成敗應也取決于硬件(治癌利器、機體與腫瘤的力量對比)和軟件(控癌方略等)。作為臨床醫生，深感硬件是基礎，軟件是靈魂，二者相輔相成。目前對于癌癥防控，深感硬件日新月異，深入到分子水平，然而軟件似乎沒有跟上，尤其是對于癌癥防控的戰略反思，更感缺乏。

　　為此，筆者在臨床實踐、實驗研究和文獻進展研究基礎上，2011年出版了《消滅與改造并舉——院士抗癌新視點》(2015年3月修訂出第二版)，那主要是“洋為中用”，提出合并“改造戰略”以補充“消滅戰略”的不足。2014年又出版了《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中的智慧》，那是“古為今用”，在控癌戰中加入中國思維，希望發掘古代兵書(軟件)來豐富當前的癌癥防控戰術。然而臨床中癌癥病人多難以根治，換言之，病人處于“敵強我弱”的態勢下。

　　這讓筆者想起抗日戰爭中毛澤東主席的宏文——《論持久戰》。當年日軍攻城略地，幾個月便侵占了我國大片領土，這好比臨床遇到的多數癌癥，來勢兇猛。最后中國人民經過14年抗戰取得了勝利。這樣看來，控癌戰(癌癥防控)是否也可借鑒抗日戰爭的經驗而取勝呢？

　　于是筆者便將《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橫排袖珍本)找出來，在第100、188頁處看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關于游擊戰的“十六字訣”。毛主席那時說“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提示這確有別于《孫子兵法》。筆者以為，毛澤東軍事思想不僅繼承還發展了《孫子兵法》，這就是筆者寫《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癥防控方略》這本書的由來。既然有“洋為中用”和“古為今用”，這個小冊子可算是“近(近代)為今用”吧，是否可概括為“控癌三部曲”呢？

　　筆者以為，《論持久戰》適合癌癥病人及其家屬、癌癥臨床醫生、癌癥研究者參考。現代醫學已認識到癌癥從形成到進展，是機體受復雜的內外因素的影響(內因如遺傳、神經和免疫等，外因如環境污染等)，使正常細胞發生遺傳特性的改變，這種改變的積累導致癌癥的發生和發展，這個過程需要幾年乃至幾十年。這也是機體與癌的力量對比由強到弱的變化過程。因此，癌癥是全身性、慢性和不斷變化的疾病。要戰勝癌癥也難以“速勝”，好比傷風感冒，起病只要幾天，恢復通常也只需幾天。而癌癥起病講年數，恢復可能也要多年。癌組織即使被手術順利切除，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還有復發轉移的問題，也同樣要采取多年的防控措施。因此，《論持久戰》無論篇名和內涵，對處于“敵強我弱”態勢下的癌癥防控工作的參考意義是再適合不過的。

　　也許大家注意到筆者用“控癌戰”(癌癥防控)取代原先的“抗癌戰”。這是因為癌癥不同于傳染病，后者是外敵入侵，前者是內外失衡導致的“內亂”，癌細胞是由正常細胞變來的，不是外來入侵之敵，還有可能被改造。傳染病主要通過抗菌藥物(戰爭)消滅入侵之病原體，癌癥則不能完全采用“消滅”方針，而需要“消滅與改造并舉”的方針來消滅和改造癌細胞。國外也開始注意到將治癌比作戰爭是錯誤的(Haines．《柳葉刀》，2014)。

　　這本小冊子，作為一家之言，希望有助于癌癥病人、腫瘤醫生和癌癥研究者。

　　（摘自湯釗猷院士新著《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癥防控方略》一書的前言。）

　　關于湯釗猷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腫瘤外科專家，原國際癌癥大會腫癌會主席。曾任國際抗癌聯盟理事。60年代末從事肝癌研究，特別在肝癌臨床診治和相關基礎方面成就顯著。最早對小肝癌進行了系統研究，使小肝癌手術切除后5年生存率達到60~70%，獲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對不能切除肝癌的縮小后切除的病人，其5年生存率可達68.4%，這些重大成果使肝癌"不治之癥"可望向"可治之癥"轉化，使我國肝癌臨床診治水平長期處于國際領先地位。"亞臨床肝癌"概念和理論的建立，被國際權威稱為"是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巨大進展"。主編肝癌、腫瘤專著8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