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錢學森之問”的“三重問”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對于高等教育界的人來說，這可能算得上是最熟悉的一個問題了。

　　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看望著名力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提出的這一“錢學森之問”讓整個高等教育界都無言以對。直到今天，人們依然在努力求索著這個問題的答案。

　　不久前，在《經濟觀察報》與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共同發起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首屆年會”上，幾位學者便在一個對話環節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番新的討論。

　　“時代影響”還是“行政制約”

　　對于“錢學森之問”，錢老本人曾經有過解釋。他說目前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技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總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對此學界有很多討論，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我們真的沒培養出杰出人才嗎？

　　對此，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浙江師范大學原校長徐輝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問。

　　“首先我不贊成‘大學沒有培養出杰出人才’的說法。舉個例子，杭州普通學校培養的人才已經成了亞洲首富。”徐輝希望，大家在考慮“錢學森之問”時，能關注另一個問題。

　　原來，在“錢學森之問”提出6年后的2011年，美國《紐約時報》也曾公開發出另一個疑問：為何當今世界難覓“大思想”？

　　“這個疑問可以被稱為《紐約時報》之問。這是一個同樣深刻的問題。”徐輝說，與之前的愛因斯坦、凱恩斯、丹尼斯·貝爾等思想、學術大家相比，當代的全球學界幾乎沒有產生與之等肩的人物，為什么呢？

　　“換言之，‘錢學森之問’不但在中國存在，世界范圍內也有同樣問題，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們處于信息化時代，海量信息使人們根本沒時間思考‘大問題’。沒有思考，也就難成大家。”徐輝說。

　　無法出現大師的主要原因在于時代而非教育本身。徐輝的觀點一經提出，便引來了質疑。

　　“必須承認，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存在問題的。”發言中，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項賢明表示，創新人才培養本身非常復雜，大中小學各階段都存在自身的問題。對于大學而言，目前最主要的原因依然是過度的行政干預，這種干涉也是抑制我國大學創新能力，包括影響我們國家創新人才培養的最主要原因。

　　“小明模式”還是“老王模式”

　　在行政化的問題上，項賢明講了一個故事。

　　長跑愛好者小明組織了一個長跑社團。社團每個月進行一次比賽，冠軍獲得一張獎狀和一些小獎品。參加比賽的幾乎都是長跑愛好者。其中，小強因為能力出眾，幾乎每次都能拿冠軍。

　　老王是個企業家，加入小明的長跑社團后，他出資把比賽的獎金一下提到每次10萬元，但是比賽規則和裁判要由老王主導的領導小組確定。從此，社團的所有成員都要關心怎么去跟老王搞好關系。而小強因為個性太強的關系，無法與老王相處而離開，此后一個長跑能力不強卻處事機靈的小張屢屢拿到冠軍。

　　“我們的大學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長跑社團，最適應運作的模式是小明模式，而不是老王模式。但在有關部門的不斷干預下，我們的大學在不斷地被推向老王模式。”項賢明說。

　　在他看來，目前國內大學普遍存在學術權力過小、行政權力過大的問題。“學術權利形成基礎是學術組織的學術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學術權威，其運作邏輯是平行的。而不論哪種方式的行政權，最后的邏輯都是層級的，我國的行政干預誘導著學術扭曲，這是對大學最嚴重的傷害。”

　　然而，行政權是否真的就是“洪水猛獸”呢？

　　徐輝的專業是世界大學教育。據他介紹，17世紀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非常“自由”，紈绔子弟眾多，彼時兩校的辦學質量很差。但19世紀的德國大學卻在政府管制下辦到世界頂尖。“自由與控制，在大學的教育中是一對非常深刻的矛盾，如何處理要視國情而定，不能簡單地認為管制就一定是不好的，自由就一定是好的。”

　　徐輝表示，目前國內的行政化的確有不適合大學多樣化發展之處，但認為大學之所以沒有培養出杰出人才，完全是因為政府管制太嚴，這樣的理解是有問題的。

　　“高分學生”還是“趣味學生”

　　如果政府的行政化并不是導致高校培養優秀人才能力低下的唯一原因，那么在高等教育層面，還有什么原因呢？

　　此次對話的主持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文東茅曾看到過一篇微信中流傳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哈佛大學招生時，看中的并不是得高分的學生，而是有趣的學生。而最近他和海外回來的朋友交流的結果是，現在在美國，如果一名學生在高中階段不搞研究和創新，根本沒希望進入頂尖大學。

　　“高等教育階段尤其應注重個性化培養和創新人才培養，但看一下我們的高等教育在做什么，依然是標準化的入學考試、標準化的升學畢業渠道、統一追求就業。換言之，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方面，大學應該提供個性化的教育，但我們恰恰走了背道而馳的路。”文東茅說。

　　提到個性化教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首席教授程介明回憶起了一段往事。之前，程介明曾在哈佛大學從教過一段時間。當時他有一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二年級本科生。交談中，這名學生說他目前在MIT教書。

　　原來，在MIT有一個制度，允許每個本科生申請教一門課程，這名學生現在教授的是愛情電影，目前有23個學生，還配有一名助教。

　　“哈佛大學也有類似制度。”程介明說，他們在招生時，鼓勵學生暫時不要入學，而是休學一年，學生可以旅游、做生意，甚至是躺在海灘上什么都不干。

　　“哈佛希望學生用一年的時間尋找自己。事實上，無論是哈佛還是MIT，其做法的實質都是在發揮學生自身的積極性，給學生留出屬于自己的空間。這就像中國畫的留白一樣，沒有空間不可能真正的卓越，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這一點值得我們的大學認真學習。”程介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