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青年教師職稱評定之痛

　　圍繞著職稱晉升與學術良知，近期的中國高校學術圈并不平靜。

　　教育專家認為，當前的職稱評定標準除了行政化的問題，還體現在高度的簡單化。如果不改變行政化的大環境，在目前的體制下，只能從道德角度強調行政人員、學術人員自律。

　　湖南高校職稱評委開房收錢，被稱為“已是公開的秘密”。西北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諶洪果對媒體表態：“這輩子堅決不再參評什么教授職稱了。”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副教授張江南，專注教學忽略科研，被學院停止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資格。

　　想要晉升，不少人就要蹚利益這片渾水；想要專注，一些人又要被標準驅除。如何處理“錦繡前程”與“內心堅守”，一些年輕的高校教師“被陷入”尷尬境地。

　　“論文看口袋，課題看人情，職稱看運氣”，安徽一家省級院校講師夏言的一句順口溜，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青年教師評職稱的辛酸。

　　“可不是嘛，論文的版面費觸目驚心。”遼寧某“211工程”高校講師李青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一位朋友為了評職稱，在社科院一個核心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光版面費就花去了2萬元，“這還是認識里頭的人，不然還不給發”。

　　花錢，還不是讓夏言最糾心的問題。“論文投稿與職稱掛鉤，核心期刊一看論文署名處是講師，不管質量好壞，直接就擱到一邊。”夏言坦言，身邊同事發論文常遇到這個問題。

　　而讓李青“最痛苦的事”是課題怎樣也申請不下來。“我工作后申請了五六次課題，每年申請兩三次，均未成功，甚至在學校這關就過不去。”

　　曾有一段時間，李青一度懷疑自己的科研水平。但是，“我不敢說我的課題比同事們的好，但他們的并不比我的好”。懊惱之際，她請教了一個外專業的審核人，對方明白無誤地告訴她這樣一個情況——“我還不清楚次日要去擔任課題評審組的評委，可當晚就有很多人打電話來拜托投票”。

　　博士并非就讀于該校，且與學校學術圈里的人不熟識。李青嘆言：“課題這關，我是過不去了。”

　　北京某市屬高校講師方李告訴記者，評職稱難的趨勢，已開始向下蔓延。去年，他的兩位同事各項條件齊全，但受到名額限制，連講師也沒評上。“這在過去，或是在一些‘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不可能發生的。”

　　方李本人也具備了申請副教授的資格，當記者問到今年是否有申請，方李哈哈大笑，說：“沒有。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學校都是快到40歲才能評上副教授。”記者追問原因，方李說：“沒有為什么，這就是慣例。我們有年輕同事今年申請，但是大家都覺得他評不上，也許他只是在碰運氣。”

　　上午剛上完4節課，下午馬上要參加學生活動，晚上就得寫出活動總結。李青像一個陀螺，一天到晚忙得很無奈。她一個星期要上20節課，還要為本科生、研究生備課。教改后需要備課、做教案的新課，學校里的一些活動，像她這樣的年輕老師就必須上。

　　李青忙碌的原因并不復雜。一節課幾十塊錢，一個課題幾十萬元，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教授們，一旦有了課題資源，大多不愿意上課。

　　她所在的大學評職稱，主要考查論文、課題、教學質量、課時量。四者缺一不可，各自權重為25%。如果科研好，學校還有破格的機制。但是，她從未聽說過，哪位老師教學好，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教授。

　　據她介紹，在教學指標上學校主要參考課時量、督導團及同行評價。課時量有一個基本要求，會參考教學對象、基礎課程。教學督導團由退休的老教師組成，聽課后打分。此外，再由一位同事進行打分。

　　“課時量是比較好操作的。”李青解釋，教授沒時間上課，依然把名字上報到教務處，然后請不差課時的年輕老師來上，或是商量商量“今年你替我上，明年我替你上”。同事之間的評價，攸關彼此利益和人情，自然分數不會低。換而言之，真正有意義的僅為分值占教學質量20%左右的督導團評分。

　　與李青所在的大學大同小異，方李學校多了一項學生評分。該校大三學生小周告訴記者，得分最高的老師，往往是跟同學關系最好的老師，“教學質量如何還真不好說”。

　　在教師考核上，一些高校并沒有明確劃分教學型、教學科研型崗位，這種情況下大多數老師被自動歸類為教學科研型，甚至在一些以“教學型”為主的地方院校，在職稱評定問題上仍然對科研設高門檻。

　　“都做科研去了，教學質量怎么保證？”私底下，夏言和同事們都有這樣的疑問。

　　評上教授、副教授后，不思進取者依然大有人在。

　　原則上來說，李青作為講師，不具備給研究生上課的資格，“但是教授不去上課，只能讓我去”。即便一些教授去上課，一年也只是象征性地上一門課，并且沒花多少心思去更新教案。“這個現象在高校里很普遍”。

　　方李告訴記者，自己所在院校崗位每三年一聘，如完不成任務，來年只能聘更差的崗位。“雖然設有條框，但所定標準并不高，接近100%的人都能完成。”

　　在他的印象中，只有一名教師因科研不足，被調離至學校特設的一個實驗室崗位。“我所理解的‘聘’是‘評’完之后大家擇優競爭上崗，但是在學校領導看來不可以。”

　　在中國高校職稱評聘結合的大環境下，評聘分離被視為一種“更科學”的辦法，但真實的情況又是怎樣？

　　“評聘分開、高職低聘都是行政化的產物。”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別敦榮打了一個比方，在現行的體制下，評職稱讓一個人戰斗了一回合，聘崗位又得讓這個人戰斗另一回合。

　　“高職低聘或低職高聘，它都是對評審制度的一種諷刺。有了職稱評審制度，再去高職低聘或低職高聘，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嗎？”別敦榮說。

　　他解釋道，評聘分開實質是設置了兩道行政程序，而后面的一道程序似乎是用來糾正前一道程序的弊端。“在人治體制下，如果評還有所謂的標準，那么聘并非以標準衡量，聘的標準是有什么崗聘什么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又給行政提供了‘尋租’的機會，逼得教師們去公關、走關系，而且這次公關很明顯就是對本校領導。”

　　別敦榮認為，如果不改變行政化的大環境，在目前的體制下，只能從道德角度強調行政人員、學術人員自律。

　　工作年限用手指就可以數出來，課時量僅體現上課數量，發論文只看數量、刊物級別，搞科研只看課題級別、獲獎情況。

　　“所有的標準都是行政標準，并不能與質量相對應。”別敦榮說，“說句不好聽的，參照這些指標，學會加減法的小學生就能判斷誰能評上教授。”

　　“要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必須讓職稱評定回歸本位。”這不只是別敦榮的聲音，也是中國教育專家、高校教師共同的呼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要實現職稱評定合理化，首先必須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年薪制。推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對于教師的評價、考核這類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應由學校的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負責，行政只是執行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決策。縱使獲得千萬元的課題，科研提成也應有所限制，規定教師年收入不得超過確定的年薪額，不可以創收無止境。從而避免教師受績效考核而急功近利，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重視科研而怠慢教學。

　　別敦榮對此表示贊同，在他看來，學術權力如回歸到學校，學校應該拿出空余崗位，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本校、外校教師參加競爭必須一視同仁，“從而在優勝劣汰中保障優中選優，而不是矮子里面拔將軍”。

　　“當前的職稱評定標準除了行政化的問題，還體現在高度的簡單化。”別敦榮說，“學術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東西，高度簡單化帶來的問題是每個人看似都有評判教授的權力，而且每個人都能很容易判斷誰能當教授。”

　　他解釋說，學術領域最重要的是同領域專家的評定，而如今的學術評審多是非同行評審，職稱評審的材料送到參評專家手中，往往只有一兩位專家了解該領域，因此只好看誰的影響因子高讓誰上，而忽略了學術實際的水平。“應該選擇最能代表申請人學術水平的作品，讓同行專家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