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食品安全應該從哪里做起？

　　2009年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七)和保險法修訂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闞珂表示，這次會議以158票贊成、3票反對、4票棄權表決高票通過了食品安全法。該法將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現行食品衛生法同時廢止。

　　作為一個一直都在和食品企業打交道的策劃人員，并且曾經深入食品企業做市場推廣工作，面對這個新的草案，我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自古以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立法角度，這個法案在經歷這么多年食品安全危機事件之后，中國加強食品安全方面的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是中國食品產業健康發展的保障。但是，個人認為這個法案的出臺，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各種食品危機事件的產生。如果有人說只要立法加強，就可以防止像三聚氰胺事件產生，那么我不得不跟那些人說，你們純粹是癡人說夢，或者根本就是閉門造車。

　　要知道我們幾乎每年都在談食品安全問題，自2003年以來的非典事件之后，食品安全幾乎都成了每年兩會期間的熱點議題，但是為什么我們每年都在談食品安全問題，都在加強食品安全生產方面的立法，卻還是年年都在發生不同類型的食品安全事件呢?從這個問題上來說，我們根本不可能依靠這個法案確保食品安全事件不再發生。以前我們總是說食品安全是來自那些黑工廠小作坊，所以國家堅決取締它們。但是經過兩年發生在大企業身上的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我們終于開始覺悟了，要指定更加嚴厲系統的食品安全法案。但是這就能夠真正杜絕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嗎?我看未必!

中國食品安全應該從哪里做起?

　　首先，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經營者最不愿看見

　　當我們全社會在痛斥那些生產不合格食品的企業、品牌或個人時，我們其實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作為食品生產者或經營者，他們是最不愿意看見自己生產的食品不安全，傷害到了消費者的利益，影響到人生安全。如果這個人知道這種東西有毒或者有害，他還去利用它去生產食品。那么這個人基本上不能稱之為人，充其量是從731出來的禽獸。從人性本善的角度來說，生產對人體有危害的食品，不是任何一個食品經營者所愿意的。不管是國際品牌還是中國的小作坊。

　　而且對于食品經營者而言，他除了要保證盈利之外，在他的頭上還懸掛著國家法律法規的這把利劍，對于一個精神正常的食品經營者而言，他不可能在明知有害的情況下，去制造這類猶如三聚氰胺的牛奶。我想三鹿的老板田文華不想，蒙牛伊利光明這些企業都不想。食品讓人放心這是所有食品經營者共同的底線，哪一個進入食品制造業，都不能去違背。

　　所以從這點上來說，加強立法并不是根本解決食品問題的辦法。因為經營者本身就很在意食品的生產標準和品質。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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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在源頭不在末端

　　在這里我不得不大聲說一句，把食品安全與傳播問題結合起來，在立法上是雙重交叉的，毫無意義。讓廣告人去承擔食品安全法，而不是受制于廣告法，這看起來是為了讓食品更加的安全，但其實是在搞連坐。這是一種最落后的防范危機的手法。如果食品安全法不能管好食品生產者，廣告法不能管好廣告從業人員，那么我們的法律就形同虛設。看起來很全面，其實毫無意義。

　　所以對于新的法案中，對于廣告人員在做食品廣告中，如果企業食品出現問題，廣告人要受到刑事責任。個人認為，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規范，根本不能夠起到實質的效果。因為食品安全問題，在它選擇原料、配方、生產標準過程中，就已經產生了，一個不合格的原料、或者添加了有危害的配方或者采用了不規范的生產標準，生產出來的食品，在任何一環上出現問題，面向消費者的食品肯定會有問題。這跟傳播根本沒有任何關系，甚至可以說毫無瓜葛。有那個腦子有問題的廣告公司，會去做明智有問題的食品?明知道他們生產的食品不合格，而去冒天下之大不諱，做違心的傳播，有那個明星敢為了錢去做不合格食品的廣告，我想倪萍通知知道三鹿有問題，肯定第一個站出來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

　　從這一點來說，個人覺得這個法案太過于末梢化了。只要抓住企業原料、工藝、生產的標準，抓住這三個源頭不出問題，那么食品就不會有那么多問題。如果對于原料體系、工藝配方、生產標準不能嚴格把關，那么安全事件就自然而然要發生了。

　　第三，食品安全事件發生關鍵質檢不強勢

　　事實證明，所有在眾多食品安全事件發生過程中，那些專業的質檢部門或者人員，這里包括企業的質檢人員和國家的質檢人員與機構，沒有充分發揮其專業才能及質檢技術，很多質檢人員在企業內受制于經營部門，不管是論權利還是收入，都要低于經營部門的人員，這使得我們國家很多食品企業的質檢人員成了拿證明、證書的工具，而非真正左右產品品質和生產的關鍵人員。而國家的各級質監部門，在檢測或監督企業的過程中，很多并沒有嚴格按照各項法律法規及標準來執行，人性化的操作在中國市場經濟中，突出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是食品檢測不到位。

　　如果質檢人員能夠從企業內進行把關，然后通過國家各級質檢部門再次把關，加上先進的質檢社會，嚴格的執行體系和標準。而不受制于經營者的權威和人情世故的擺布，那么中國的食品也就不可能會有這么多重大事件的發生。而中國社會的風土人群中，恰恰是滋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溫床。

　　更何況我們本身的檢測能力較差，據悉中國目前缺乏一些對健康危害大而國際貿易中十分敏感的污染物(如二惡英及其類似物、氯丙醇和某些真菌毒素)的關鍵檢測技術。如在農藥殘留檢測方面，美國的FDA的多殘留檢測方法可檢測360多種農藥，德國的DFG方法可檢測325種農藥，加拿大多殘留檢測方法可檢測251種農藥(其中GC-MS檢測239種，HPLC-Fluor檢測12種)，而中國缺乏同時測定上百種農藥的多殘留分析技術。

　　因為沒有強勢的質檢，系統的檢測，所以食品安全不能夠得到保障，便能夠從企業的生產線上銷售到市場中去，這是食品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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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根本在標準不高：

　　我們之所以每年都有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從小企業到大品牌，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似乎根據國家政策法令的力度，在不斷向前推移。國家今天禁止小企業小作坊生產食品，明天大企業大品牌就發生了問題，國家今天禁止使用這個添加劑，明天企業又加入另一個添加劑，問題又出現了。總之沒完沒了，一直困擾我們。

　　從根本上來說，其實我們的生產標準不高。或者我們在采用國際化的生產標準過程中，沒有嚴格執行，中國做論證的企業收錢不干活，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企業違法犯罪，生產不合格的食品。

　　標準的不高于標準執行的扭曲，這是中國食品危機不斷產生的愿意。據了解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十分重視標準的研究與制定工作，如美國政府每年有7億美元的經費支持標準的研究與制定。日本1999年6月至2001年9月投資數億日元，歷時2年3個月完成了日本標準化發展戰略的制定任務。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均把基于健康保護為目的的食品安全標準作為標準化戰略的重點領域。中國雖然制定了一系列有關食品安全的標準，但許多標準標齡過長，缺乏科學性與可操作性，在技術內容方面與WTO有關協定和CAC標準存在較大差距。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英、法、德等國家采用國際標準已達80%，日本國家標準有90%以上采用國際標準，發達國家目前采用某些標準甚至高于現行的CAC標準水平。而中國國家標準只有40%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國際標準，食品行業國家標準的采標率只有14.63%。

　　中國食品生產標準的落后，以及生產標準制定的落伍，致使我們的食品企業進入門檻低，企業標準獲得容易，從而導致食品生產標準不高，最終影響食品產業的健康發展。從這點上來說我們如果要防范食品安全，必須從食品生產標準入手，加強標準的建設和制定這是防范的根本所在，而不是一味地強調法律法規的制定。只有有高標準的生產要求，才能夠杜絕不符合標準的企業和產品走向市場，影響老百姓身體健康。老百姓能夠購買到有標準保障的食品，比有法律保障的食品更安全。畢竟吃了沒有問題才是關鍵，吃了有問題在處理就毫無意義。

　　所以說，沒有強勢的質檢，缺乏強有力的檢測，加上食品生產標準不高，這就是我們食品問題的所在。而不是生產經營者的道德問題，更不是我們中國人良心就是大大的壞，所以年年都發生這么多食品安全事件。我們要根本上解決食品問題，就必須從質檢和標準制定上下文章，而不是強調法律的作用。法律只是一把隱形的劍，而標準與質檢才是真正的砍向問題食品的大刀。有了它們的鋒利，才中國食品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