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學校長激論中國大學教育

中外大學校長論壇舉行 5位國內外名校校長論道

　　中國高校距離世界一流大學到底還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魯、牛津、劍橋、斯坦福這些國外頂尖大學校長的眼中，中國高校當前最需要變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錢學森之問”，讓高校培養出杰出人才？在5月2日于南京舉行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20所世界知名大學的校長，及121位國內大學校長濟濟一堂。記者專訪了5位國內外著名高校的校長，請他們為中國高校把脈、“挑刺”，多位校長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的大學絕對能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只是還需要一點時間，最快估計，需要20年。

　　作為世界頂尖名校，理查德·萊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缺乏兩個非常重要的內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學科的廣度；第二，就是對于評判性思維的培養。

　　絕大多數的亞洲的學校和歐洲大學一樣，本科教育是專識教育，一般來說學生在18歲的時候就選擇了自己的終身職業，之后就不再學別的東西了。和一些一流的歐洲大學及美國大學不同的是，中國的教學法是一種生搬硬套的模式，學生總是被動的傾聽者、接受者，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對于知識要點的掌握上，不去開發獨立和評判性思維的能力，這樣的一種傳統亞洲模式，對于培養一些流水線上的工程師或者是中層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去培養具有領導力和創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這對于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也是不利的。

　　如何才能改變這一切？萊文認為，可以借鑒美國的通識教育。美國的本科學生在頭兩年會嘗試各種學科，然后會再選擇一個主科。因為通過對多個學科的接觸，會有不同的視角，使他們有能力以創造性的方式解決新的問題。設想一個政府的領導以前學過歷史，又學過道德哲學，同時還學過經濟、心理學的話，那么他勝任的幾率也會更高一些。目前中國有許多的一流大學已經開始借鑒美國通識教育的模式，北京大學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項目，選出一些優秀學生進行通識教育。他們生活在一起，同時在兩年過程中學各種各樣的學科。在復旦大學，所有學生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學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選定一個主科。在南京大學，也開始按大類招生，學生在報考的時候不再需要去填報某一個專業，而且第一年會有60多門通識教育的課程供他們選擇。

　　具體到教學方式上，牛津、劍橋大學的導師系統，要求學生必須自己進行立論，進行辯論。而美國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動式的討論會，或者說是一種小班授課，他們會挑戰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導師的觀點。現在美國的頂級大學的考試，一般來說不會要求學生去死記硬背一些事實，而是讓他們去解決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問題，去分析某一個觀點的兩個方面，同時表達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教學風格要改變起來更困難。因為進行小班授課成本會更高，而且即便進行了小班授課也不能夠保證學生就一定會進行互動式的交流。因此教師就應該采取新的教學模式，鼓勵學生進行主動的思維，讓學生能夠挑戰彼此，挑戰教師。對于中國來說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盡管中國大學的校長們已經認識到了這種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困難不少，可見對教師教學方法進行培訓相當重要。而那些在國外學習過的大學教授，他們改變起來可能更容易。另外中外學生之間的交流，各個大學之間校際的交流，也會加快這一個過程。總之，萊文認為通識教育對中國來說好處大于壞處，而培養學生這樣的評判性思維和獨立思維能力，對中國來說也是好處大于壞處。

　　和耶魯不同的是，牛津大學并未采取通識教育，他認為，各國應根據國情來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學生可以分析問題，有思辯的能力，而中國最缺的就是敢挑戰權威的學生。

　　漢密爾頓說，在我的職業生涯當中，作為一個科學家，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學生在我的博士生項目里面學習，他們非常優秀。因此從教育的結果來說，我覺得東西方之間并沒有太多的差別。如果要說到差異，在我看來最大的差異，是中國的學生缺乏自主的思維和創造性的思維，缺乏挑戰學術權威的勇氣。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工作，要鼓勵中國的學生成為更加主動的研究者、挑戰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和傾聽者。不過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中國學生也在發生變化，3月份，我來到北京，在北大和清華做了一些講座，一些非常年輕的中國學生問了一些非常難的問題，對我進行了挑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變化，我們也希望這種變化能夠持續下去，慢慢形成一種習慣。

　　漢密爾頓說，在大學我們是通過課程來提高學生的才能，就像剛才前一位校長所說的，我們教育的目標，特別是一些名校的教學目標是一致的，就是使學生可以分析問題，有思辯的能力，不同的國家，有不同辦法，比如在美國有很多的大學開展通識教育。英國則形成鮮明對比，采取的是專業化教育。英國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專業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專業化的。在牛津大學我們的本科生參加一些獨立的學習、研究、講座，我們有一些每周幾個小時的一對一或一對二教學。可以說，這些學生面對挑戰的時候，已經無處可藏了，必須要直接面對一些問題。同時，使得學習有自我學習、自我激勵的習慣。牛津大學導師制的一個結果，就是在學生接受教育的同時會挑戰導師的解讀。可以發現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著，顯然我們并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但有一點共性，就是我們都應該把人才當做最重要的資源，并且不斷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們的發展。

　　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差距到底在哪里？斯坦福大學校長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高校應該從數量擴張發展到質量建設上來，而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需20年。

　　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認為，中國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這個說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約翰·漢尼斯認為，當前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在我看來主要是在質量建設上。在過去的20—30年間，中國大學更注重的是學生數量的擴張上，現在則已經到了重視質量的時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數一些大學能夠成為頂級大學，中國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大約快則20年，慢則50年。在這一點上，斯坦福大學發展的例子可供借鑒，在20世紀50年代時，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躋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資源和支持。二是重點發展工程、計算機、軟件和醫藥等學科。三是建設硅谷，與企業之間建立特殊聯系。

　　如果要給當前中國大學“挑刺”的話，漢尼斯認為主要有兩點：第一是課程設置中，講座式為主，而小組討論的方式很少，這樣嚴重影響了學生的收獲。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國學生，他們剛來的時候，不敢提問不敢質疑，但看到身邊的其他同學經常挑戰老師，自己也慢慢在改變。第二點，中國高校讓學生選擇專業的時間太早了。學生在18歲的時候，還不了解大學課程，更談不上感興趣，這時候就讓他們選擇專業，并灌輸就業的觀念，這限制了他們的視野。在我看來，本科教育不是為了讓學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讓他在未來的20年到30年中，獲得整個人生的基礎。當然也有不少以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為目的的職業學校，這就另當別論了。

　　漢尼斯認為，卓越是大學的一個核心的價值觀，希望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實現卓越。但在每個領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所以關鍵的就是要找到重點，這個原則在每個國家都可以使用。比如在斯坦福也有這樣的情況，以前也有過護士及建筑學方面的項目，但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就把這些項目都關閉了，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把它們做好。還有一種可能性，在某一個領域，你沒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覺得在這個領域我必須做下去，這個時候就要針對那個領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對它進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領導，然后有一個非常好的戰略規劃，這才能夠去保證我們所做的所有投資和資源不會被浪費。

　　談到中國高校與世界一流大學差距時，劉遵義表示差距很難量化，但20年內中國應該會有世界一流大學。他認為，培養創新人才不僅是中國高校面臨的難題，也是整個東亞面臨的困惑，這與中西方文化差異有關。

　　“營造創新人才成長環境”是本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的熱門議題。在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尊師重道是個悠久傳統，學生尊重權威，課堂上對教授觀點不敢有異議，100%相信老師。在這種學術氛圍下，何來創新。“愛因斯坦如果不是懷疑牛頓的觀點，挑戰權威，也不會有創新。”劉遵義說，受文化差異的影響，中國大學培養創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難。“如果一個學生從幼兒園到小學到中學，都不敢質疑老師，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學能質疑老師，挑戰權威？”

　　“我不敢說香港中文大學創新氛圍很濃，我們在積極營造這樣的環境。”劉遵義說，在中文大學有很獨特的書院制度，中文大學有四個書院：崇基、新亞、聯合、逸夫書院。學生入校后，除了選擇不同專業外，還要選擇自己的書院。所有老師也都隸屬于某個書院。主要進行通識教育，包括中國哲學、法國音樂等。所有本科生都會在這個書院里面，甚至吃飯都在一起，三四年下來，大家成為好朋友，跟老師非常熟悉。這種模式非常受學生歡迎。

　　在填報志愿方面，劉遵義認為，其實18歲就要讓學生來決定讀什么專業，未來從事什么工作，的確太難了。很多學生、家長對專業的概念很模糊，比如有的學生聽從建議選了醫科，結果看到流血會暈倒。高校應該建立彈性機制，讓學生可以更換專業，學生應選擇最喜歡的事來做，如果做喜歡的事那會是一種享受，而家長則應充分尊重孩子。

　　已經走過八個多世紀的劍橋大學最青睞什么樣的中國學生？劍橋大學副校長尹·萊斯里接受記者專訪時給出了答案：有潛力的學生。

　　劍橋大學更需要學生有專業學習能力。尹·萊斯里透露，劍橋大學在錄取學生時，最看重的是學生的潛力，“面試中，考官可能會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確定學生是否有潛力。”中國培養出來的學生，對學科基礎知識的把握相對牢固，因此中國學生在國內的在校成績，也將被列為選擇時的重要標準。劍橋會讓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領域，同時盡可能地向他們提供良好穩定的環境，以便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潛力。而劍橋大學錄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錄取，最關鍵要看導師，最好能夠先明確你準備跟哪個導師，他認為你適合他的團隊，才是最重要的。

　　談到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這一話題時，尹·萊斯里副校長認為世界一流大學不能太多，多了肯定稱不上一流了,中國完全有希望發展世界一流大學。他表示，建設一流大學首先表現在強大的科研競爭上，需要充足的科研經費，有一流的科研；其次，不僅是科研一流，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長期努力的過程。中國的大學無論是教育體制還是如何發現真正有才華的學生方面都有非常驚人的變化。至于現在的中國大學，應該有更多的大學成為研究帶頭人，同時還應該有能接納大量學生的教育體制。

　　一位國內大學校長說，我們常說在本科階段要面向社會需求來培養人才，要以市場需求或者是以就業需求為導向來設置專業，培養人才。本科階段到底需要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在這一觀點上，中國的大學和西方大學始終有一些交鋒。

　　耶魯大學萊文校長認為，美國有不同的教育機構，有很多的層次。有一些教育機構是專門培養最有競爭力、最高端的那些學生或者未來的人才。這些教育機構數量是比較少的，他們比較注重通識教育。還有很多的教育機構是職業培訓機構。而我們今天所講的是最高端的大學，也就是美國的最優秀的大學或者說是中國最好的100所大學，我們的任務不光是要培訓一些以后能夠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種技能的人，而是能夠培養一批未來創造中國、創新能力，培養出下一代領導人的一些人。而非常狹隘的職業教育是不足以迎接這些中國未來的挑戰的。

　　一位國內大學校長向清華校長顧秉林提問：清華本科畢業的出國讀碩士博士比例有多高？三年或者五年回國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話，這個原因是個人的原因還是國情的原因，或者是我們的教育原因？

　　第二，對回國怎么看？不要以為，暫時沒有回來就不愛國了，是兩碼事。回來我們歡迎，不回來，他們在國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實你們可以感覺到，我們現在和國外非常緊密的合作和交流，很多是靠那些在國外工作的人所起的橋梁作用，因此暫時不回國也沒什么關系。認為回國就非常好，不回國就怎么不愛國，我想這個觀點太陳舊。

　　本屆中外校長論壇與以往不同的一點是，主辦方還邀請了4位企業代表，微軟公司首席研究及戰略官科瑞格·蒙迪主要負責公司的技術戰略和長期投資，并掌管微軟研究院。他從企業的角度對大學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蒙迪說，我們作為企業來說，是希望能夠看到跨學科思考這樣的一些學生，跨學科思考的能力在未來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不管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最終我們需要去和世界各地以及各個不同科學領域的人打交道，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跨學科的能力非常重要，合作能力也非常重要。此外，我認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能力之一，就是敢于冒險的能力。如果作為商業界的領袖，不敢去冒風險，或者不適應一個冒風險的環境的話，我相信他未來是不會適應相關挑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