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國物理學會高能物理分會在北京舉辦“科學巨擘天語解道——慶賀李政道先生九十五華誕”學術報告會，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先生發來書面信，寄語中國高能物理事業：“我衷心祝愿祖國的高能物理事業蒸蒸日上、健康發展，中國科學家做出更多國際一流的原創性成果。”
他在信中說，基礎研究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是國之根本。祖國高能基礎物理研究在過去30余年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國際影響力的成果。回顧BEPC（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BEPC、BES（北京譜儀），大亞灣中微子實驗裝置和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LHAASO）的成功建造和運行為中國高能物理基礎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僅把祖國的基礎研究帶入國際競爭行列，也培養了大量關鍵人才，推動了高能物理基礎研究向多個前沿方向快速發展。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王貽芳寫到:
“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為物之行，物為道之成，天地之藝物之道。”在高能所大院門口矗立著一座名為“物之道”的雕塑，雕塑正面鐫刻著這首詩，作者是李政道先生。李先生為推動中國高能物理的發展以及我國第一臺大科學裝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嘔心瀝血、竭智盡力，陪伴和見證了我國高能物理事業艱難而又成功的步伐，為中國的高能物理發展做出了無人可以替代的巨大貢獻。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高能物理研究蓬勃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這一切與李先生幾十年來的大力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王貽芳分別以“中國高能物理的起步”、“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BEPCII）”、“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 從BEPC到CEPC，中國高能物理面臨的重大機遇”五個事件來分享李政道對中國高能物理的關懷與幫助。
李政道生于1926年。1957年，李政道先生因與楊振寧先生共同發現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定律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之一。李政道先生滿懷赤子之心，自1972年以來，先后建議開設少年班，為中國物理科學家講學授課，推動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創立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項目，倡導建立中國博士后制度，力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CCAST），促成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立項和建設，設立？政基金等，為中國科技發展、教育事業和人才培養作出了卓越貢獻。
王貽芳表示，三十多年來，在李政道先生的幫助和支持下，中國的高能物理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未來30年，將是中國科技發展的另一個關鍵期，我們要從“追趕”成為“領跑”。自希格斯粒子的發現后，國際高能物理學界普遍認為對它的深入研究極為重要和迫切，是探索標準模型新物理的最好窗口。我們在國際上首先提出了建造質心能量為90~240 GeV的高能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的設想，并在同一隧道中適時建設超級質子對撞機。作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以后的下一代中國高能加速器，這一項目給我國的高能物理發展提供了一個追趕、領跑的絕佳機遇，將使我們從占有國際上的“一席之地“，到成為“國際中心和引領”。“李先生四十年的心血與努力，就是為了看到這一天。這是我們中國高能物理學家的夢想，也是我們的中國夢。CEPC在提出后便在質疑和爭議中前行，參與CEPC的科學家、工程師們百折不撓，預研工作正如火如荼進行著，一批關鍵技術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相信在未來的30年中，在李先生為我們奠定的基礎上，我國高能物理和先進加速器發展會再上一個臺階，我國的基礎科學研究將迎來又一個輝煌時期。”
被李政道視為“忘年交”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杰，講述了李政道與中國科學技術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國科技人才培養的故事。他說，“我國從恢復高考到2018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學生人數增長了142倍，核心論文數增長了1824倍，今天我們在一起慶祝李先生的95歲華誕，我想我們更應該真正領會到李先生對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博大胸懷。”
“基礎研究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我衷心祝愿祖國的高能物理事業蒸蒸日上、健康發展，中國科學家做出更多國際一流的重要原創性成果。”2021年10月10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先生，為中國物理學會高能物理分會舉辦的“慶賀李政道先生九十五華誕”研討會，寫下了幾句勉勵的話。
從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到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僅僅用了13個月，李政道與楊振寧創下的這一得獎速度，至今未被打破。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諾獎。
【泰勒一看他的解題思路，比自己的方法還要好】
“李政道在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畢業文憑之前，從未取得過正式的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文憑，當時算是‘三無人員’，所以一開始他只是芝加哥大學的試讀生。”與李政道相知多年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葉銘漢在研討會上回憶了諸多往事。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由于戰亂，他一直在輾轉求學。16歲時通過自學，他考上了當時在貴州辦學的浙江大學，物理學家束星北為物理系一年級學生上自由討論課，而李政道是唯一的學生。李政道后來回憶，他最早接受的啟蒙光源就是來自束星北老師。 1972年，李政道首次回國時，第一個想見的老師就是束星北。
日軍侵入貴州后，李政道轉學至西南聯大物理系。時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的吳大猷印象中，李政道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胖胖的孩子”，然而“他思維敏捷的程度大大異乎常人”。1946年秋，吳大猷推薦還是二年級學生的李政道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怕別人不服氣，吳大猷找到時任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我的叔父也認為李政道是合適的人選，他曾給李政道上過課，李政道在課堂上看《電磁學》，我叔父就跟李政道說，課堂講授的內容沒有《電磁學》深，可以不上他的課，年終考試及格就行。”葉銘漢院士說。
進入芝加哥大學后，李政道有幸上了“美國氫彈之父”泰勒開設的量子力學課。一次，泰勒出了一道極其難的題目，結果李政道很快就做出來了。泰勒一看他的解題思路，比自己的方法還要好，對其大加贊賞，還把他的卷子拿給系里的教授們看。當年，這門量子力學課，李政道考了全班第一名。由于出色的學業成績，他也順利地轉為了正式生。
李政道師承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費米，其博士論文得到“有特殊見解和成就”的評價并獲芝加哥大學校長獎。
1956年，李政道晉升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時年僅30歲，創下該校自1754年創建200余年來最年輕教授的紀錄。
1957年，年僅31歲的李政道與楊振寧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盡管“天賦異稟”，李政道同時以“勤奮”為名，他在86歲高齡時還在發表研究論文。他的研究領域涉獵廣泛，在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等方面多有建樹，對當代物理學特別是高能物理學做出了杰出貢獻。
【“從某些方面講，比他的諾獎工作還有意義”】
“李政道先生曾經說過，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項目，從某些方面講，比他的諾獎工作還有意義。”被李政道稱為“忘年交”的中科院院士張杰在今天的研討會上說。
1972年，李政道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周恩來總理在接見他時，希望他能幫助解決中國人才斷層的問題。從此，他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奔走。
1974年，李政道在接受毛主席接見時，提交了一份培養人才的建議書，建議選拔優秀青少年進行系統的科學訓練，這正是“少年班”的雛形。1978年3月，中國科技大學創建了少年班。
1979年4月2日，李政道為來自全國100多個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的1000多名師生上了第一節課，此后兩個多月的講學引起國內強烈反響。1979年6月11日，李政道參加了由他促成的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率先開啟了物理學領域的中外合作交流。
目睹祖國面臨人才斷檔的危機，李政道發起并親自組織了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從1979年到1989年，該項目培養了千余名青年科技人才。“在CUSPEA實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計每年都用去了我約三分之一的精力。雖然這對我是很重的負擔，但我覺得，以此來回報給我創造成長和發展機會的祖國母親和老師是完全應該的。”李政道曾在《我和CUSPEA》中寫道。
1981年12月22日，鄧小平在中國科學院提交的關于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報告上批示：我贊成加以批準，不再猶豫。這一決策的背后，李政道的積極建議起了關鍵作用。我國第一臺大科學裝置得以建成，我國的高能物理研究也從而躋身世界前列。
1983年李政道提出在中國設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初步設想，1985年中國博士后制度正式開始。“就連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的會徽都是李政道先生親自設計的。”張杰說。
李政道力推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擔任名譽顧問的他在該基金成立之初就提出，必須把權力交給科學家。
1998年，李政道出資30萬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的名義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資助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蘇州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的本科生從事科研輔助工作。
【與上海之間的特別情緣】
“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研究所已經建成，預計今年年底前后可以搬進去。”張杰透露。
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他與上海之間也有著特別的情緣。1987年，李政道受聘上海交大客座教授。2011年，李政道將其諾貝爾獎章、證書，以及收藏的研究手稿、通訊書信、書畫作品等珍貴資料，捐贈給了上海交大，陳列于李政道圖書館。
著眼于攻克21世紀最重要科學問題的李政道研究所，始于李政道的一封信。2014年，李政道給中央領導寫信，建議參照對世界科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玻爾研究所，在中國建立一個世界頂級研究所。這一建議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李政道研究所于2016年掛牌成立，吸引匯聚了來自16個國家的近百名科研人員。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這是李政道特別推崇的杜甫詩句。直到86歲退休，李政道與“物理”打了一輩子交道，他在退休前還在發表研究論文。如今，95歲高齡的他熱愛生活、畫筆不輟，還在這次研討會上分享了他新近的“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