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不同級別的“帽子”人才規模依然龐大，但能實現國家基礎研究重大突破以及解決“卡脖子”核心問題的創新人才卻仍舊十分緊缺。那么，問題來了——這些“帽子”人才是不是目前國家緊缺的創新人才？如果是，為何創新人才還會如此緊缺？如果不是，為何他們卻戴著人才“帽子”？
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這些“帽子”人才是已經入選各層級人才計劃項目的學者。因此，僅就人才“帽子”的性質看，他們還算不上國家緊缺的創新人才。然而在現實中，人才“帽子”的概念被有意或無意地“偷換”了，即把獲得各種人才計劃項目的學者等同于拔尖人才。說白了，學者只要競爭到某些人才計劃項目，戴上了某些人才“帽子”，就會被定義為各級各類的“拔尖人才”。
目前，國內學術評價市場還不很成熟， 各種“帽子”的發放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各級管理部門、教育科研機構和社會公眾對人才“帽子”概念產生誤解和誤用，且糾錯成本巨大。
對此，我國早已發文強調，要糾正片面以學術頭銜評價學術水平的做法，推進人才稱號回歸學術性、榮譽性，切實精簡人才“帽子”，優化整合涉教育領域的各類人才計劃，依據實際貢獻合理確定人才薪酬，不得將人才稱號與物質利益簡單掛鉤。鼓勵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人才稱號入選者與學校簽訂長期服務合同，為實施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貢獻力量等。
然而，現實中這些問題還在反復出現，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誰戴上“帽子”，誰就功成名就。如此，便把人才項目入選者從人才培養的“起點”直接變到了“終點”。名不副實的人才“帽子”怎么可能不影響人才的成長？
一方面，學者的科研目標異化為比拼人才“帽子”，科研工作異化為迎合評價指標。然而，學者如果不研究“真問題”，何來創新成果？人才“帽子”一旦象征拔尖人才，學者自然會把“帽子”作為學術奮斗的目標。而要戴上人才“帽子”，就必須從眾多競爭者中勝出。
憑何勝出？在現行的學術評價體制下，追求量化評價指標數量是必然選擇。同時，學者為應對各種人才計劃項目，還要花大量非學術時間和精力。眾所周知，量化評價指標未必能全面、客觀衡量科研工作及成果，更不應成為科研工作的目標，但現實卻是眾多學者為人才“帽子”迎合這些指標。
因此，雖然“帽子”人才“繁榮”，但終究掩蓋不了國內原始創新成果的短缺。科研目標和工作被誤導，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帽子”概念被“偷換”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學者能否戴上人才“帽子”，決定了其日后的發展。“帽子”在人才市場上占據明顯優勢，教育科研機構以“帽子”級別定人才“價碼”的現象依舊普遍。
有學者拿到人才“帽子”后就離開原高校，也有“帽子”人才被高校高價引進后，又轉身投奔“開價”更高的高校。這種“帽子流動”大多涉及經濟利益，其帶來的高收入令那些辛勤付出的教師感到傷心和無奈，甚至士氣低落。人才“帽子”能讓其主人的學術資源滾雪球般擴大，而那些沒有“帽子”的學者卻很難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
更嚴重的是，這種“帽子”比拼，以及由此帶來的焦慮已下移至博士生、博士后群體，年輕學者想的不是探索和發現未知世界，而是如何以最快捷的方式拿下人才“帽子”。如此訴求和節奏已和拔尖人才、創新人才相去甚遠，并阻塞了人才成長的通道。
取消人才“帽子”稱號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之道。國家高度重視人才“帽子”問題，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已提出一些政策措施。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人才“帽子”的底層邏輯存在錯誤。
人才“帽子”只是相關部門主導的人才計劃項目，卻要使用“高大上”的人才稱號，這多少含有好大喜功的成分。在筆者看來，要謹慎對待人才計劃項目工作，避免因命名不當產生概念歧義，導致“帽子”亂飛及其弊端難以消除等問題。
更進一步說，行政管理機構本就不應成為學術或人才評價工作的主體。行政管理的核心邏輯是方便和效率，這就很容易導致行政主導的學術評價傾向于量化指標，這也是“五唯”難以根除的重要原因。說到底， “行政權力”主導的學術評價容易誤判、錯判，并會助長投機、功利和“唯上”等不良學風。
總之，人才與否在于其成果。本質上人才不是靠評比選出，而是靠其成果、業績“脫穎而出”。因此，人才“帽子”本就不存在。為此，相關機構要努力為教育科研人員營造安心、寬松的學術環境，減少人才評價，不把學者劃分為三六九等，以成果論英雄，如此才能促使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