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自己寫的畢業論文，被認定長著一張AI的臉

看到AI檢測系統里，畢業論文成片的紅色和黃色時，舒然感到“欲哭無淚”。她在心里反問自己：難道我長得這么像AI嗎？

在舒然兩萬三千字的論文中，有幾十段文字被檢測出“中風險”和“高風險”。舒然解釋，這意味著自己的畢業論文雖是原創的，卻因為“AI率較高”無法達到學校論文過審的要求。

隨著AI的流行，不乏學生會在論文寫作時借助AI生成。根據一些高校的官網消息，針對2024屆畢業生，這些學校首次發布了有關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檢測的通知，明確學生在進行畢業設計（論文）時，應嚴格遵守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避免過度依賴智能生成內容，確保畢業設計（論文）的獨立性和原創性。

接受采訪的學生們都認為，AI檢測某種程度上的確可以防止學生用AI代寫論文，但是目前的AI檢測功能尚不成熟。“很難理解它是怎么判斷為AI寫作的，因為就算是人工寫作，或者經過修改，也會再次檢測成AI代寫。”舒然說，用科技制裁科技的結果，會導致跟論文的要求相反。

對于那些被誤判為AI寫作畢業論文的學生，機器反饋給他們一個數字，他們沒有申訴途徑，只能按照機器的運行邏輯修改。一個明顯的悖論是，當人工智能越來越像人類時，人類自己寫的句子也越來越像人工智能。此時，用AI檢測是否使用AI代寫，他們的論文被誤判為AI代寫的可能性就越高。

從“中風險”改到“高風險”

今年4月底，即將大學畢業的舒然和導師討論后，定下了自己畢業論文的題目。

一個月后，舒然開始寫論文初稿。撰寫論文期間，她已經進入一家公司實習。每天下班后，她趴在電腦前絞盡腦汁，寫到半夜才休息。周末兩天，她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到論文寫作中。

因為提前和導師商量好了論文的結構框架，寫作過程中，舒然的思路較為清晰和順暢。除此之外，導師對她的論文格式，包括目錄、字體、表格的線條等都提出了更細致的要求。

大概過了半個月，她寫完論文初稿。按照學校的要求，她的畢業論文字數要在兩萬以上。一遍遍修改后，舒然的論文字數停留在兩萬三千字。

學校的另一個要求是，除了一般的查重外，學生需使用一款叫“格子達”的AI工具作為論文引用檢測系統，檢測的結果必須是“低風險”。

舒然通過上網查詢得知，這款軟件能夠提供論文查重、格式檢測、格式校正、論文管理等功能。論文查重主要通過與期刊數據庫比對，找出論文中內容的重復率。

不同的查重系統算法和數據庫大小不一樣，比如知網查重的規則是13個字符，即6.5個字連續重復就會被標紅。而AI檢測的目的在于識別出哪些內容是由AI生成，通過分析語言風格、檢測重復內容、語法和邏輯進行判斷。

寫完論文初稿一個星期后，舒然發給導師。導師提出修改意見后，她從標題到框架全部“人工”修改了一遍，直到對自己滿意為止。在答辯前兩周，她將論文提交到AI工具里檢測。

在舒然提交之前，她的一個室友先進行了AI檢測。結果是查重率13%，AI檢測“中風險”。室友對此結果并不意外，她告訴舒然，自己的論文有一部分是AI代寫的。

當時舒然覺得“還挺新奇”，但她心想，這樣的論文肯定重率高，自己的論文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寫的。當舒然把論文提交后，出現在她眼前的查重率只有1%，但AI報告也是“中風險”。

這意味著，她必須降AI率，從“中風險”降到“低風險”。

和舒然一樣，四川大學生林天樂的畢業論文也被判定為AI代寫。今年畢業前兩個月，林天樂突然接到學校要求查AI率的通知。交論文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他才知道學校要求學生使用維普論文檢測系統，系統顯示，可以用AI語言模型檢測AIGC實現快速、準確識別學術文本中的AI生成內容，可有效識別文本是否部分或全部由AI模型生成，檢測結果與論文質量無關，僅表示論文中內容片段存在AI生成可能性的概率。

林天樂學校要求，AI率要低于30%。超過這個比例，論文盲審不能通過，就無法畢業。他上傳論文后，查出來的結果是37%。林天樂表示，標成AI的那些內容，都是他自己寫的。

在這之前，他已經在知網上查過一遍，查出來的重復率是百分之零，所以他對自己的論文比較放心。直到要交初稿的當天，老師建議他再加新的內容進去，他又繼續修改，到下午才定稿。“感覺自己這么努力，到交之前還手忙腳亂， AI率卻被判為37%，內心挺氣憤的。”

林天樂在社交平臺上吐槽檢測結果。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因為已經保送了研究生，林天樂對自己的論文要求較高。每天早上9點，他就跑到實驗室打卡寫論文，一直寫到晚上八九點，有時候熬夜寫到十一二點。持續了一個學期，論文寫了近四萬字。

原本信心十足，讀博士的師兄也夸贊他論文內容豐富，圖表畫得好看，查重率從來沒超過3%，卻被檢測出AI代寫，林天樂心情跌落谷底。

你的AI率降下來了嗎？

剛開始改論文，舒然根據軟件里標紅和標黃的提示，自己琢磨修改。對于那些跟其他內容相似的句子，“看著它有點像AI”，便逐字逐句地改。

她念的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論文中涉及不少專業術語的概念解釋。但令她苦惱的是，這些固定的解釋最容易被AI系統標紅，而她又無法“創造出一個新的概念”。

她的具體修改方式是，用同義詞替換，或者調整一下句子的順序，或者用一些更“高級”的詞匯，以此對抗“AI給出的機械和低級的詞句”。但她沒想到，再次檢測的結果竟變成了“高風險”。

舒然內心徹底“破防”。她并不知道其中的算法和規則，只知道軟件會標出不同的風險段數，標紅的是高風險，標黃的是中風險，標綠的是低風險。第一次檢測結果中，她論文中的“中風險”有35段，改完之后變成了五十幾段。

舒然修改論文后變成“高風險”。

論文被判成“高風險”之后，舒然先冷靜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她開始上網到處搜索降低風險的方法。剛開始，她嘗試了幾款可以降AI率的AI工具，“但都沒啥用。”

之后，她又搜到一些大學畢業生降AI率的經驗分享帖，說要去掉論文中“首先”、“其次”、“和”等字詞，以及調換語句和語序等等。她用這種方法再次修改了一遍論文，論文又變回到“中風險”。

改了一天后，又回到起點。舒然覺得這樣的修改方法太慢，于是繼續上網搜尋。這次，她通過提煉其他人降AI率的經驗，總結出一句她背得“滾瓜爛熟的法則”，即“復雜變簡單，正話反說，主動變被動，簡單變復雜”。

距離交論文定稿的時間只剩下兩天，舒然和室友們的論文都被判為“高風險”或者“中風險”。“她們有的是用AI代寫的，有的是從別人論文里面抄的，也有自己寫的”。舒然說，她們檢測結果相似，都是查重率不算很高，但是AI率很高。

熬到凌晨三點，那個晚上，宿舍里彼此間說得最多的話是：“你的AI率降下來了嗎？”

學校雖然提供了一次免費的檢測機會，但舒然想用在最終稿上，因為檢測報告一出來，系統會直接提交給老師。她先后自己花了200多塊錢，購買了四次檢測機會。

她感覺論文像做了一次次體檢，“檢查出來都是病。”報告很詳細，“甚至可能就幾個字重了，也會標紅。”

降AI率的過程中，舒然腦中盤旋的一直是導師的話：論文過不了，會影響畢業。答辯之后還會抽查，抽檢不過關的，后果很嚴重。

天快亮的時候，舒然不記得是第幾次改完整篇論文。再次檢查，雖然報告上仍有幾段顯示是“中風險”和“低風險”，但整體結果是她無比期待的“零風險”三個字。

她舒了一口氣，迫不及待跟同學分享自己降AI率的方法，熬夜幫室友的論文改至“低風險”。“室友開心得不得了，說你就是我們宿舍的神。”

但是舒然感覺，她把室友的論文也改得“難以入目”。為了降AI率，她和其他同學一樣，不再顧及論文內容的通順和流暢。不過，最后她還是順利通過了答辯。

和舒然一樣，林天樂也上網搜尋了各種降AI率的方法。同學建議他用AI軟件降AI率，他拒絕了。自己又重新寫了三遍，最后一氣之下直接“爆刪”。

但論文查出來的AI率仍有30.13%，他覺得自己可能要延期畢業了。他記得那個夜晚，班里幾乎所有同學跟他一樣，因為AI率通宵熬夜修改論文。

起初，學校通知是這天零點前交稿，由于AI檢測系統不穩定，很多同學沒有成功交上去，學校不得不把截稿時間推遲到第二天的中午12點。

林天樂后來降AI率的心得是，少用連接詞，句中多用逗號，多個短句共用一個主語。

為了更快速和高效，被檢測標紅的部分，林天樂全部刪掉，直接再重寫一遍。改了三遍之后，論文中仍然有標紅的地方，他繼續改寫一遍，最后AI率只降了不到7%。

截稿時間越來越緊迫，他只能繼續刪掉標紅的幾千字。他知道這對論文內容有一定影響，“觀感沒有之前那么好，但是沒有辦法，至少能順利畢業了。”

“故意暴露人類的缺點”

當同學問舒然降AI率的方法時，她半開玩笑地說，其實就是“故意暴露一些人類的小缺點”，比如寫得沒那么通順。

降AI率成功的喜悅沒有持續幾分鐘，舒然開始感到失落。自己用盡心思寫出來的論文，經過“縫縫補補”，最后變得“支離破碎”，并沒有達到她想要的目標。

這也讓她思考，當AI越來越智能化，它寫出來的東西“很高級、很專業，越來越接近人類時，又用AI檢測系統讓我們去降低AI率，那不就是把我們自己變得不像人類了嗎？”舒然覺得，這是一個悖論。

舒然論文修改前被AI標黃。

舒然論文修改后不再被標黃，但語句變得不通順。

針對被誤判的行為，受訪大學生們的共同疑問是，程序是怎么判定的？“很多人用AI是為了將自己的口語變得學術化，現在為了避檢，卻要故意將學術化語言改得更口語化。”浙江一所高校的大四畢業生古思琪說。

去年12月，古思琪完成了畢業論文的開題報告。今年2月，她開始寫初稿。查閱資料、構思和寫稿，大概花了兩周時間，她把論文初稿交到老師手中。之后再根據老師的建議修改，一篇本科畢業論文便算完成。

古思琪就讀的學校今年也有新的規定。不同于往年的紙質版定稿，學生需通過知網系統上傳論文。定稿之后，到了5月，學校才通知學生，要查AI率。古思琪心想，我都寫好了，不會再改了吧。“老師只說如果評優的論文（AI率）需要在10%以下，但沒有說合格的論文AI率要低于多少。”古思琪回憶。

論文上傳到檢測系統后，古思琪發現，她自己寫的某一段話，“一個邏輯性很強的結論”，卻被認定為是AI寫的。雖然沒有具體的比例要求，但老師說盡量把論文的AI率降下來。降之前，古思琪論文的AI率是38%。

于是她不得不把邏輯詞去掉，讓前后句子的關聯度變弱，或者調換段落順序，或者把幾段內容壓縮成一段。打亂之后，“反而更像是機器寫的了。”不過改了半天后，論文的AI率的確降了下來。

但是古思琪覺得自己論文中“亮點的內容”，最后都變得“平平無奇”。“這讓我看論文的時候心里很難受”。

她聽說可以用AI降AI率后，也嘗試過用ChatGPT和其他軟件。當時她想清除關聯詞的部分，但最后的結果和她自己想寫的“完全無關”。

古思琪覺得，“AI的邏輯和人的邏輯有一定的差距。它會帶有一些人的想法，但是沒有我們人寫得那么順暢，看著很別扭。”她說，AI只會抓住一些關鍵詞，識別論文是否是AI寫的。所以，用AI來改AI率就顯得很矛盾。

反反復復修改之后，林天樂已經降低了自己的“學術要求”。強行改變行文邏輯，也讓他感到“錯亂”。“從小到大一直使用的連接詞，可以讓文章比較通暢，現在都不能用，好像已經變成AI專屬。”

雖然最后林天樂的論文如愿以償被評為優秀畢業論文，但他仍有種無處訴說的冤屈感。“根本沒用過AI寫，難道要讓人承認沒做過的事情嗎？”他為此難過了幾天。

科技“制裁”科技

一篇論文生產提交的前后，AI作為使用的輔助工具，再用作檢測AI代寫的系統，之后再成為降AI率的工具，“AI主導了一切”，林天樂說。

林天樂的專業是自動化方向，有時他會使用AI詢問某句代碼的相關含義，“AI會給出比人更加耐心和詳細的回答”。他認可AI是一種實用工具。但是對于通過AI查論文的AI率，他覺得檢測標準和準確率并不能令人信服。

林天樂曾將自己的困惑告訴論文指導老師。老師覺得，檢測系統目前的確不太智能，但學校已有相關規定。除了鼓勵他加緊修改外，也沒有其他辦法。

林天樂就讀的學校今年是第一次進行AI檢測畢業論文。雖然系統還在公測階段，但已經開始使用。“之前不是說《學位法》要檢測AI，但是最終法律把AI那條刪掉了。因為它本來就只能根據簡單的措詞來判斷，而且是疑似。”

他指的是在2023年8月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草案）》中，草案明確學位論文或者實踐成果存在抄襲、剽竊、偽造、數據造假、人工智能代寫等學術不端行為的，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決定由學位授予單位撤銷學位證書。

但在今年4月最終頒布的《學位法》中，人工智能代寫并沒有被納入學術不端行為的考量。“不過一些學校目前已經開始進行AI檢測”，重慶一所高校的老師說，高校引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檢測服務系統”，多是出于學術誠信的考慮，確保論文的原創性，并以此抵制人工智能代寫論文的行為。

部分學校的通告顯示，人工智能工具僅可用于文獻檢索、數據處理等輔助工作，嚴禁直接應用于論文撰寫。但是，不同學校對于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比例的要求并不相同。

在拼命降AI率的過程中，古思琪有同樣的困惑：“AI的判斷，是準確和可靠的嗎？” 

她聽有同學說自己在致謝里感謝某位老師的話語，也被標成AI寫作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論文被判為AI代寫的原因，改起來也無從下手。最初改完之后一查，只下降了1%。

最后有幾段內容，她實在不知道怎么修改，也不能刪掉。于是她用降重的方法，先翻譯成英語，再翻譯回中文，AI率最終降到學校要求的15%。她身邊有同學為了降AI率，先把中文翻譯成愛沙尼亞語，再翻譯成中文。

古思琪同組內有一個同學，論文的引言和致謝都是AI寫的，就這樣直接發給老師后，老師把學生“痛批”了一頓，“這樣的行為肯定是學術不端。但是如果自己的想法大于人工智能的參與，AI就只是一種工具。” 

在學校要求開始查AI率之后，古思琪跟導師交流過。她的導師平時很喜歡使用AI輔助教學，也不限制學生使用AI。導師覺得使用AI能幫助學生拓展思維，“比如AI給出了三種想法，如果你能不限于AI的想法，拓展出四五種，就掌握了和AI互動的主動權。”

未來，古思琪打算讀研究生，她認為之后的論文可能都會進行AI檢測，檢測是必要的，“因為現在的確有很多人直接用AI代寫”。但是她自己寫的內容，也被判定為AI代寫，說明系統還不完善。

六月，舒然通過了論文答辯，順利拿到了畢業證。畢業論文躺在她的電腦中。偶爾，她會回想起降論文AI率的“痛苦過程”，好像只是“稀里糊涂”完成了一個任務。

對于那個判定她代寫的系統，她依然一無所知。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