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識產權筑牢創新發展之基

　　中國知識產權事業與改革開放同步而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我國知識產權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根本轉變。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1日舉行“改革開放與知識產權事業發展”中外記者見面會，五位知識產權領域優秀代表分享了他們與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故事。

　　從小到大 知識產權深入人心

　　1985年3月29日，從事技術研究工作的胡國華在查詢資料時得知我國ZL法即將實施的消息。“我找到ZL局接受ZL申請的地方，經過三天的等待，在4月1日這一天交上了我的ZL申請書。”胡國華回憶。

　　這是新中國第一件ZL申請。“我國1985年4月1日開始正式受理ZL申請，這一年三種ZL的總申請量是14000件。到今天，我們每年受理的ZL申請數量已經是當年的幾百倍了。”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原司長尹新天說。

　　“創新發展是時代大潮流，是國際大趨勢，也是中國發展的大戰略。知識產權是創新發展的制度基礎和法制保障。”長期從事知識產權研究、與知識產權結緣近40年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吳漢東說。

　　知識產權保護激勵了創新，也為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保駕護航。聯想集團全球法務部知識產權總監陳媛青介紹，2012年聯想推出了全球第一款能夠360度翻轉的筆記本電腦，但早在2005年，聯想就開始集中布局相關ZL申請。“知識產權幫助聯想這款產品在全球保持了兩年的領先優勢。”陳媛青說。

　　40年間，我國知識產權文化日益濃厚，版權意識、品牌觀念、ZL思維深入人心。“40年前，中國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知識產權，到今天，知識產權成為老百姓生活中的熱詞，成為大家工作中的關鍵詞。”吳漢東說。

　　保護加強 “不到二十年發生巨大變化”

　　40年知識產權規模高速增長的歷史，也是我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強的歷史。

　　隨著商標法、ZL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等頒布實施，我國構建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體系，2001年入世之前，我國又按照國際公約的規定對相關法律進行了修改和完善。

　　“在國際立法的歷史上，從選擇保護到全面保護，從低水平保護到高水平保護，歐美國家都走過了漫長的過渡期和準備期，短則幾十年，長則一百來年，但中國是不到二十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吳漢東說。

　　與此同時，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不斷提升。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審合一全面推開，3家知識產權法院和一批知識產權法庭相繼成立。

　　今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ZL等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決定，當事人對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審判決、裁定不服，提起上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

　　“這種做法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尹新天說，一是能縮短程序，加快審理速度；二是可以更加統一全國知識產權審判的標準；三是可以更有效率、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利益。

　　越來越多的非中國公司間的ZL訴訟選擇在中國進行。“這是很好的信號，一是對我們司法審判的信心，二是對中國市場的看好。”中華全國ZL代理人協會會長楊梧表示。

　　由大到強 重質量也要重運用

　　2017年發明ZL申請量達138.2萬件，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提升ZL質量、推動由大到強的轉變成為未來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內容。

　　“我們不能盲目地樂觀于僅僅在數量上的領先，要千方百計地提高ZL申請的質量，也就是其科學技術含金量。”尹新天說，我國現在采取了很多措施，打壓沒有技術含量、粗制濫造的“非正常申請”，相信隨著制度的不斷完善，數量和質量之間的關系會得到逐步改進。

　　“我們的知識產權創造能力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為了適應高質量經濟的發展，需要高水平、高質量的知識產權，特別是ZL；同時要考慮運用的問題，不僅要考慮知識產權的數量、規模、質量和水平，更要考慮其附加值和經濟效益。”吳漢東說，中國要從知識產權大國走向知識產權強國，必須把這兩個問題解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