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懷“國之大者”,解決“卡脖子”問題,攻克重水生產技術難關,為新中國核工業的起步作出重要貢獻。
他,學以致用,深耕精餾技術,研究成果應用于數以千計的工業精餾塔,助推我國石化工業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他,潛心學術,言傳身教,用每一天的努力和輝煌的業績詮釋家國情懷,激勵學子為強國讀書。
他是我國精餾分離學科創始人、現代工業精餾技術的先行者、化工分離工程科學的開拓者,天津大學教授余國琮院士。
4月6日12時,余國琮先生在天津逝世,享年100歲。
4月8日上午9時許,在天津市第一殯儀館濱河廳,余國琮先生靜靜躺在鮮花叢中,面容安詳。吊唁大廳擺滿了花圈。前來送別的人們輕輕走過他的身旁,鞠躬作別。沒有講話,沒有悲歌,一如先生生前要求,一切從簡,只有對他的崇敬與緬懷。
一定要為國家爭一口氣
4月6日下午,天津大學教授、化學工程研究所所長袁希鋼,為恩師最后一次扎上了領帶,“先生很低調,浮華的事情不參與,不掛名,只醉心學術,每次見面、打電話的話題只關乎三件事:傳質學理論與方法歸納總結的進展,學術研討會的籌備,后輩學子的成長”。在學生心目中,余國琮是一棵大樹,扎根泥土,直指蒼穹,蔭蔽大地。
余國琮80歲仍然在承擔教育部教改項目,85歲依然站著給本科生講課,90歲指導博士生科研,97歲伏案撰寫理論書籍,百歲依然坐在書桌前歸納、凝練技術發展中的科學問題。
“家國情懷是每個天大學生的入學必修課,余先生為爭一口氣,為國造重水的事跡,是家國情懷的最好詮釋,是我們身邊的榜樣。”袁希鋼1982年入校時,就把余國琮作為自己的榜樣。余國琮的一生,是一本厚重的書。
1922年,余國琮出生于廣州西關,1938年日寇侵占廣州,14個月的狂轟濫炸,讓16歲的余國琮目睹了家園從繁華到滿目瘡痍,切身之痛讓他堅定地選擇了科學救國這條路。
1945年余國琮赴美留學,只爭朝夕,兩年內拿下碩士、博士學位。1947年他獲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從事化工熱力學及蒸餾理論研究,被美國多個榮譽學術組織吸納為會員,被列入1950年的美國科學家名錄。那時,擺在余國琮面前的是一條學術坦途。但學成報國是他一切努力的動因,得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1950年8月,余國琮毅然放棄了優裕的生活,以赴香港探親為名避開封鎖,返回祖國。
袁希鋼談及余國琮的往事:“余先生和他的導師,著名化工學家庫爾教授感情深厚,庫爾教授把家里的鑰匙都給了他,對他一再挽留,而余先生只有一句——‘我的國家很需要我,我不能推脫這個責任’。”
“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學成回國,報效國家。余先生的經歷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天大學子。”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鞏金龍追憶著余國琮的事跡,“科技報國是老一輩科學家的使命,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我們這一輩科技工作者的必答題。”
1950年10月1日,余國琮和幾十名歸國學者應邀參加了國慶大典。“余先生總跟學生提起這段經歷,‘我們被安排在天安門兩側的觀禮臺觀看國慶閱兵和游行,這是祖國給予歸國學者們的崇高榮譽’。先生此后的每一天都用努力回報祖國這份禮遇,心懷‘國之大者’,攻關國家‘急需’,百歲高齡仍伏案工作總結工程科學問題。”天津大學化工學院院長馬新賓最佩服余國琮開拓科研方向的戰略眼光。
20世紀50年代,我國尚不掌握重水的工業生產技術。余國琮知道重水在尖端科技中的重要作用,也深知這樣的核心科技是求不來的,只能靠自己研發。1959年,周恩來總理來到天津大學視察,特地參觀了余國琮分離重水的實驗室。他握著余國琮的手說:“我聽說你們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績,我等著你們的消息。現在有人要卡我們的脖子,不讓我們的反應堆運作。我們一定要爭一口氣,不能使我們這個反應堆停下來!”
為“爭一口氣”,余國琮帶領科研團隊,為提取純度達99.9%的重水提供了關鍵技術。首次提出了濃縮重水的“兩塔法”。該技術作為我國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產技術被延用至今,為實現我國重水的完全自給,為新中國核技術起步和“兩彈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貢獻。
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戰略科學家
20世紀50年代,我國煉油工業剛剛起步,精餾技術是其中關鍵。90%以上的工業原料都要經過精餾這一加工過程,其能耗占生產過程總能耗的比重高達40%至70%。余國琮敏銳發現這一產業的重大需求,開始進行化工精餾技術領域的科研攻關,并帶領學生在教研室建立了我國第一套大型塔板實驗裝置。此后,余國琮發現并提出精餾工藝和設備一體化這一重大工程科學命題,在國際上率先提出大型精餾塔流體力學理論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他以三十歲出頭的年齡被評為二級教授。到了60年代,天津大學選出了十八位年輕有為的教授,他又成為天津大學著名的“十八羅漢”。
余國琮真正做到了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他指導的團隊迅速實現了精餾技術的產業化,創造了為企業服務的從研究到試車生產“一條龍”模式,先后改造或新建的工業精餾塔已過萬,直接帶動了我國石化、輕工、環保等行業精餾分離技術的進步。目前,石化工業全行業80%以上的精餾塔均采用了該項新技術;在煉油常減壓精餾領域,解決了我國千萬噸煉油中超大型精餾塔的設計問題,國內技術市場覆蓋率達90%;在空氣產品分離這一重要領域技術市場占有率達到80%以上,完全取代了國外技術。
天津大學化工學院黨委書記趙金鐸最感念余國琮傳遞給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信心。“余先生總是鼓勵我們,‘二戰后,美國的化學工業發展較快,但中國在基礎研究的多個領域仍有機會,應該有信心迎頭趕上’。經他改造的進口蒸餾設施,煉油過程中石油產品拔出率能提高1至2個百分點,僅這一項就可為企業每年增加數千萬元效益。”余國琮在現代精餾技術領域的深耕,不僅使我國化工分離技術實現了更新換代,還讓我國在精餾技術領域跨入了國際先進國家行列,他以科學家的戰略眼光守護著“國之大者”。
癡迷精餾的“大樹”長青
什么是一流大學,余國琮的回答鏗鏘:中國的一流大學必須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只有通過科研成果、人才培養,解決國家重大需求,才能成為一流大學。
余國琮用每一天的努力書寫生命,引領后輩。他認為,創新要打破原有理論框架桎梏,引入結合其他學科的最新理論和研究成果。晚年,他又開辟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化工計算傳質學理論,在技術發展中提煉科學問題,總結科學規律,這項研究從根本上解決了現有精餾過程工業設計中對經驗的依賴,讓化工過程設計從一門技術走向科學。他的《化工計算傳質學導論》專著一經出版就受到業界廣泛關注,成為化工領域的暢銷書,并于2017年再版,這兩年余國琮在為第三版做修訂工作。
“有課的日子,我都會凌晨4點起床,一遍遍審視講課內容。即使這門課已經教授很多年、很多遍,我也要充分備課,精益求精,就像精餾提純的過程。而這份鄭重來自先生的言傳身教。”袁希鋼至今清楚地記得余國琮85歲那年,還堅持給本科生上課。一堂課大約要持續3個小時,學生們怕余國琮身體吃不消,給他搬來一把椅子。可余國琮卻總是拒絕:“我是一名教師,站著講課是我的職責。”“只要身體條件允許,我能多講一些就多講一些,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支持、投身、熱愛祖國的化工事業,為祖國培養更多的優秀化工類人才。”
余國琮走了,我們緬懷他為新中國核工業和精餾技術領域作出的巨大貢獻,也銘記他為國爭口氣的錚錚風骨。他總說:要干世界一流事,做隱姓埋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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