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濤：環境產業如何應對“提質增效”？

　　導讀：“環境產業已經進入了提質增效的時代。”在2019(第十一屆)上海水業熱點論壇上，E20環境平臺董事長、首席合伙人；清華海峽研究院生態中國創新中心主任；《兩山經濟》作者傅濤以“兩山思維下的提質增效”為主題，在兩山思維的指導下，系統解析了環境產業如何應對提質增效。

　　以下內容根據傅濤現場發言整理：

傅濤

　　新時代下產業提質增效的六大背景

　　論壇現場，傅濤從環境產業目前所處的背景出發，詳細分析了環境產業的現狀。

　　第一，發展進入換擋期，產業需要潛水前進。

　　“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40周年，雖然成就舉世矚目，但帶來的壓力也很大。”傅濤表示，由于外部環境充滿了很多不確定性，如經濟的不確定因素等，造成改革越來越難，開始進入深水區。與其他行業相比，環保行業的環境還是相對樂觀的，但也絕不能坐享其成，因為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就意味著產業已經失去了可以摸著過河的“石頭”，到了潛水前進的關鍵期。

　　目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深度轉型，正是發展的換擋期，產業的動力因素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傅濤認為，目前的要素流轉速度在不斷下降。他用“蓋子理論”來形容目前所處的換擋過渡期。如果比喻中國有十個鍋，其實只有五、六個鍋有鍋蓋。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都呈現了兩位數的增長，經濟運轉快，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有蓋子的。一旦經濟下行，資金流轉變慢，就暴露了缺蓋子的鍋。如同擊鼓傳花，一部分沒有蓋子的企業就會面臨嚴峻的考驗，甚至破產。近兩年就已經有十幾家環保上市企業置換了實控人。這就印證了，沒有哪一個行業可以在粗放的路徑上走得遠。

　　環保行業本質上講是環境公共服務行業，行業的甲方是地方政府或工業企業，行業的甲方原來一直是在被動性的釋放需求。原來產業內的企業基本上只是追求最低成本、最快速度，達到排放標準即可。

　　隨著城市發展模式和工業轉型模式的變化，以及環保督察力度的加大等等，使得行業的兩大甲方，從原來被動環保到主動環保，也深刻地影響著產業的供給。傅濤強調，這就需要產業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第二，產業戰略完全居于國家戰略驅動之下。

　　去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已經是新時代國家重大戰略之一。在此背景下，各個城市也開始陸續并入到這一戰略之中，點狀的城市發展，已經逐步走向鏈接，如“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的啟動。傅濤強調，任何城市和產業都不可能跳開宏觀戰略而獨立生存。城市之間不再是單點的自我發展，而是手牽手一起協同發展。這一趨勢讓環境管理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的行政區域分割，有利于實現區域聯動的綠色發展戰略。

　　以此為基礎，我們會發現，每一個行業的戰略都在考慮國家的戰略目標。“綠色”恰是所有國家戰略的本底，所以一方面我們在突破重大戰略，另一方面也在強調綠色發展，強調不搞大開發，要做大保護。傅濤認為，這就決定，我們不能按照成本中心的思維對付綠色發展的戰略，也不能用點狀市場的思維來布局。

　　第三，生態環境仍然上升到政治高度。

　　盡管目前我國經濟下行帶來很大的壓力，但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仍然將污染防治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生態環境仍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保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的定力，不動搖、不松勁、不開口子。環境需求仍在持續釋放。

　　第四，政府支付意愿加強，但支付能力萎縮。

　　傅濤強調，盡管中央層面不斷加碼生態環境建設，不斷強化監管和督察，但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卻在逐步衰減。由于經濟轉型帶來的影響，經濟風險的控制力在加強，稅收貢獻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2018年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降費約1.3萬億元，2019年計劃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對于大部分城市來說，能夠自由支配的財政收入變少，能夠用于環境支付的部分就更少之又少。部分城市已經出現寅吃卯糧的現象，開始收明年、后年的稅。

　　因此2019年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也反復強調，政府要準備好過苦日子了。由此傅濤表示，這樣的背景就促使環境市場模式的轉型，簡單依靠政府支付所支撐的環境產業是不牢靠的。

　　第五，環境產業資本套利的時代終結。

　　環境股的下跌，就是單一政府支付上市估值模式的終結。

　　傅濤表示，原來環境股是估值過高的板塊，平均倍數達到三、四十倍。現在這一估值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資本市場正在向美國市場、香港市場、新加坡市場靠攏，香港市場的平均倍數不到十倍，美國市場、新加坡市場更低。我國的環境股即便跌了一半，還在二、三十倍徘徊，傅濤認為，這一估值未來可能還會降低，向十五倍發展。

　　最近兩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環保上市企業更換了實際控制人，是因為按照原來傳統模式的融資已經不可持續，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在回歸產業的本質。

　　同時現階段的“中美貿易戰”不會是一個短期行為。而為應對中美貿易戰，中國會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非常強調金融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環境投資已經進入了后PPP時代。受嚴控金融風險的影響，前年開始，PPP迅速進入理性發展階段，很多沒有真正持續經營的PPP項目難以為繼，很多問題也在這個環節暴露出來。傅濤強調，無論是股權融資還是以PPP為代表的項目融資都是不可靠的，環境產業的資本拉動是靠不住的。

　　第六，監管趨嚴，責任劃分越來越清晰。

　　環保督察的常態化和趨嚴性，在促進環境需求更大釋放的同時，也給產業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很多產業問題也在環保督察的過程中暴露出來，如污水處理廠、垃圾焚燒廠的違規運營行為；污泥二次污染的責任問題，以及進水超標導致出水超標的責任問題等。

　　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立案處罰4萬多家企業，罰款達24.6億元。傅濤強調，對于環境企業來講，違規行為的成本非常高，原來簡單的項目擴張、低水平的運營都面臨著巨大風險。

　　由此，傅濤也指出，以資產差價盈利的時代已經過去。

　　環境產業過去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很大一部分利潤不是靠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靠資產增值創造的價值，至少有50%的效益來自于資產的增值，房地產的資產增值至少達到60%到70%，但是這個模式是不可升值的。傅濤表示，大公司原來做戰略，基本先選擇跑道，現在不僅要選擇跑道，也要選擇用什么車，用什么油，駕駛技術和駕駛環境如何。單一要素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按照同樣的資產模式，不斷尋找不同細分領域的路不通了。而是需要一個系統化的布局來持續。

　　水業市場的未來在哪里?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污水處理從非常小的規模達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但傅濤也強調，目前中國的污水處理只是規模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工程質量、運營質量，以及服務質量距離世界領先水平還差距較大。這就是為什么目前我國水體黑臭問題嚴重，城市內澇以及一系列治理問題等依然很多，傅濤形容“按了葫蘆起了瓢”，環境治理往往抓了一個點，又冒出另外一個點，一直在徘徊之中。

　　傅濤認為，環境產業已經進入提質增效的時代，即將迎來新的發展潮流。這個潮流是對高質量，縱深化，過程化，精細化，系統化的追求，將迎來環境服務業的回歸。

　　環境產業真正要做到提質增效，首先不能再是成本中心，要做價值中心。傅濤指出，沒有哪一個偉大的產業是客戶的成本中心，每一個偉大的產業都要為客戶創造價值。

　　其次，不能再是代工廠，要主動對接綠色轉型。要進入城市發展和綠色化轉型的過程和環節當中去。

　　三是，不能再是雇傭軍，要做生態環境的主力軍。傅濤認為，環境企業應該勇擔生態環境建設的責任，成為主力軍。

　　四是，不能只把達標作為服務目的，而是要實現高質量的增長。

　　提質必然帶來成本的增加，那么提質后的價值和效益在哪里呢?

　　首先，提質的效益是系統施治的結果。

　　系統優化將帶來更大的價值，如果只在行業內進行優化，可能帶來20%到30%的成本優化空間。如果跨出自有的系統，從需求側就開始優化，可能帶來70%到80%的優化空間，甚至實現不花錢做環保。

　　真正系統性的服務，要打破專業分工，不能用綜合代替系統，未來產業應該是面向效果的更加精準和科學的系統施治，更讓用戶感知價值的系統服務和方案。

　　傅濤指出，系統治理集中體現在河流治理與保護上。習總書記2014年提出了指導水資源保護工作的16字方針：“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在長江大保護工作中，習總書記也提出了系統治理的思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區域協同”。

　　傅濤介紹，E20在上海做了半年多的河長制研究，發現河長制是能最好體現面向效果的系統施治的載體。但目前河長制還沒有做到位，從有名，到有實，到有效，還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圍繞河長制如何變得有實、有效，E20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發現河長制的治理和系統產生效果有密切的關聯。

　　以前的河流治理面臨三大難題：

　　首先就是系統問題。以往我們治理河流一直是九龍治水，部門各自立法，各自設立規則。要做好河流治理，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各個部門對水的施治，由一個河長、一個行政首長到彼此聯動。

　　第二個難題就是協調的問題。我國是行政強權的國家，所有的行政權利集中在行政首長，行政首長再按地域進行分割。但河流是有上下游的，這就涉及了上下游的協同問題。去年年底，《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的發布，是真正意義上的協調發展的指導性、綱領性的文件。

　　第三個難題是支付問題。河長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沒有清晰的支付體系，加之非經營型PPP項目被關在了門外，大部分河道治理工作無法實現持續性的工作，支付難題更加突出。

　　圍繞這個難題，傅濤帶領團隊在上海做了河長制的實踐探索，探索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如何通過機制創新實現治理目標。創新性地提出了以“1+6+3”的實踐路徑為指導，即一個目標(水環境、水生態、水資源的系統目標)、六個統籌(規劃、工程、運維、經費、監管、社會參與)、三個支撐(發揮河長辦作用、智慧化手段助力實踐、考核機制驅動落實)。傅濤強調，簡單概括就是由九龍分治變成九龍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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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11日，針對這個話題，上海市河長制辦公室聯合E20環境平臺在上海市政總院舉辦了“上海市河長制實踐與創新沙龍”。(相關閱讀：上海市河長制實踐與創新沙龍在滬召開)今年9月，將舉辦第二次沙龍討論會。論壇現場，傅濤也透露，根據這些實踐，已經編著成書，也將于近期出版。

　　第二，提質增效的價值還體現在綠色轉型上。

　　“要向過程要效率，”傅濤強調，環境企業應該參與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城市環境需求在加劇，但支付能力卻越來越弱。這樣的背景下，城市治理的效益需要在與城市綠色發展的融合中體現。

　　同時，工業市場的結構性興起，也帶來了工業企業環境需求的加劇，但工業企業環境支付并非萎縮，而是升級。如綠色工廠、綠色園區、綠色供應鏈等，工業市場的效益在產業綠色轉型的內部。

　　第三，提質增效更大比例的價值體現在價值奇點上。

　　傅濤在《兩山經濟》一書中，試著回答了如何少花錢、不花錢，甚至能賺錢的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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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濤指出，要實現能賺錢做環保，重要的一點就是找到價值奇點。需要有效鏈接自然生態價值和社會生態價值的關鍵點。同時要具備成為價值奇點的要素：符合潮流趨勢的出眾、上善若水的時機把控、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針對這一話題，傅濤曾在E20舉辦的系列論壇中做過詳細闡述(相關閱讀：傅濤解讀兩山經濟：環境產業正從仙界墜入凡界，經濟與環保對立如何破?)。

　　傅濤強調，環境產業是天生就在價值奇點之上的產業。E20環境平臺也有一個愿望，希望幫助未來立足于環保行業的優秀企業，打造各自的價值基點，打造“一帶一路”提質增效的燈塔。希望E20能成為產業內捕捉價值奇點的良好戰略伙伴，助力企業不斷升級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