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核心技術突破仍有不足上海科創中心建設該如何破題

　　在全市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之后，上海的城市能級該如何邁上一個新臺階？兩會上，激活創新這個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得到了眾多代表委員的關注。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用較大篇幅總結了過去一年上海在科技創新上取得的成果，并對今年工作作出了部署。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代表委員們認為，當前上海還存在關鍵核心技術突破仍有不足，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雙向鏈接的快車道仍需疏通等問題，急需健全理順相關體制機制，打通裉節堵點。

　　突破機制瓶頸：讓科研人員“敢碰”高風險研究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深化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聚焦前沿交叉領域開展高風險高價值研究。這一表述，引起了很多代表委員的共鳴。大家認為，沒有基礎研究的引領，很難在技術上有所創新，一些現在看似無用的基礎研究，可能若干年后會催發新的產業革命。

　　“很多所謂‘卡脖子’問題，如果細致分析就會發現，最后都是‘卡腦子’的問題。”市政協委員、同濟大學物理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任捷認為，很多技術難題的背后，其實都是原創性基礎研究的缺乏，上海提出建設基礎研究先行區，有責任也有義務在這方面實現更多突破。

　　“高風險的科研項目往往是一些看似難度很大、目標實現較為困難的項目。這樣的項目要么不成功，一旦成功往往就可以產生顛覆性的成果。”市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教授安琦說。

　　從事科研工作的代表委員們認為，在推進基礎研究突破的過程中，高校往往走在最前面，但仍存在一些體制機制方面的堵點問題。

　　“對于原創性的基礎研究，我們不應急功近利，對高校或科研院所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任捷坦言，他自己身邊學生和博士后等青年研究人員就曾向他反映，雖然知道一些課題價值很高，但課題難度大，自己又面臨就業壓力，需要快速出成果，才能趕在年齡限制前找到教職或晉升，因此不得不轉而選擇一些能快速出成果的課題。“如果大家都去跟風追逐一些潮流性的東西，就很難沉下心來做一些真正具有原創性、探索性的基礎研究。”

　　任捷還提到，很多有能力的研究人員，可能會讀完博士后去企業里工作幾年，帶著產業的經驗和對前沿技術的理解，再回到高校或研究機構做進一步基礎研究。但現實是，上海很多人才計劃和基金項目均有“一刀切”的年齡限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節奏，原創性基礎研究更要適應這一點。”任捷建議，申請項目計劃等應避免限制年齡，如有必要考慮年齡，也應更加靈活化。考慮到各人讀博有早晚，可以博士畢業證的日期為起始年計算年限，這也是國際慣例。此外，如有可證明的產業界工作經歷，或支教、生病、生產等中斷科研的經歷，可相應扣除這部分時間，再計算年限。

　　“現在的高校的科研環境還是很寬松的，大家可以自由探索，但確實也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情況。”安琦說，如果某位科研人員所做的研究出成果的速度很慢，很可能在考核中遇到麻煩。他建議，對于一些通過專家研討認為確實屬于帶有一定風險的探索方向，可以實行更加靈活的考核模式，比如延長考核周期，甚至取消考核，讓高校里的科研人員沒有后顧之憂，更加敢于承擔高風險的科研項目。

　　打通轉化裉節：產業牽引推動供需對接

　　在代表委員們看來，科技創新是一個全鏈條過程。除了0到1的突破，1到10的成果轉化同樣重要。沒有這個過程，實驗室里再多成果也只能束之高閣，無法真正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去年，楊浦、虹口代表團的多位市人大代表圍繞科技創新分別開展了調研。代表們發現，當前上海的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建設方面尚存不足，有必要建立成果轉化新范式。“當前科技成果轉化所面臨的障礙，歸根結底是供需對接渠道尚未打通，科技成果與產業真實需求匹配度不佳、與市場需要脫節，以至于轉移轉化效率低。”市人大代表、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杰說。

　　市人大代表、上海啟迪創業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長韓威認為，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路徑，是在抓好基礎研究的同時，大力推動以產業需求為牽引的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有兩條典型路徑，一條從技術源頭出發評估、發現有轉化價值的科技成果集中資源進行轉化，另一條則是以產業需求為牽引。”韓威說，相比前者，以產業需求為牽引開展技術轉移或合作研發的目標更明確、與實際需求更為契合，因此對產業資源的整合調度能力更強，技術轉移成功率可能更高。在美國、日本、德國等科技成果轉化做得較早的國家，這種模式正越來越普遍。

　　韓威說，目前，我們國家和省部級等應用課題的立項通常由科研組織部門組織學術專家根據創新規劃編制科技計劃申報指南，產業專家參與較少，導致課題方向和產業實際需要、關注方向結合不夠，資源投入與轉化產出之間存在脫節。她認為，應該讓產業單位和產業專家深度參與高校院所研究項目從立項到評審的全過程，把是否可以轉化和是否值得轉化等問題納入立項考量。

　　張杰建議，通過數字化創新平臺打破轉移轉化對接障礙。“可以梳理和遴選上海范圍內全要素、全鏈條、全球化的供需對接數字化智能化創新平臺，擇優給予更多關注和運營支持，使其率先融入全國乃至全球技術轉移轉化市場，著力破除阻礙技術要素自由流動的數字壁壘，促進創新資源在更大范圍內開放共享和暢通流動。”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優秀的科學家不一定是優秀的企業家。因此，科技成果轉化為成熟的商業項目這個過程，需要技術經理人的參與。”韓威說，在技術轉移成功率較高的國家，技術經理人在科技成果轉化前期過程中往往扮演極其重要的策劃者和組織者角色，甚至要在技術項目進一步商業化時擔任早期創業者。

　　但是，當前技術經理人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待提升。韓威建議上海進一步加強技術經理人的培訓、認定和普及推廣，鼓勵高校、科研院所技術轉移辦公室、新型研發機構和孵化器以全職、兼職、合作等多種方式建立技術經理人庫，探索“科學家科研-技術轉移辦公室評估管理-技術經理人實施轉化”的路徑。

　　改革人才評價：別讓科研人員“跑經費”

　　科技創新，本質上是人的創造性活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聚焦國家重大需求和城市重要使命，加快集聚戰略科技人才、海外高層次人才和頂尖人才團隊。

　　代表委員們指出，上海的“高精尖”人才仍規模不足、能級不夠，特別是缺少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建立理論體系、創立獨特方法并形成學派的科學家群體，這已成為上海提升科創中心能級的制約因素之一。

　　市人大代表、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雷群英調研發現，近幾年，上海“雙一流”高校實驗技術隊伍結構得到了優化，80%處于50歲以下，博士學歷高達60%，但如何發揮高學歷、高能力、高素質實驗技術人員在“雙一流”建設中的作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實驗室工作是一個專業性、科學性、技術性強的工作，但高端實驗技術人才缺乏，已成為高校面臨的普遍問題之一。”雷群英建議，在儀器研發、儀器設備功能改進、大型儀器設備管理等方面，可設立“特聘教授”“特聘研究員”重點崗位，還可依托國際合作的聯合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國家實驗室等建設實驗人才隊伍培訓基地，建設一支充滿活力、富有創新意識的高水平科研支撐隊伍。

　　科技人才的積極性，往往取決于評價機制。韓威調研發現，在科技人才評價機制方面，存在著重論文輕轉化的現象。一方面高校研究人員評價考核主要看論文的發表數量、質量，評價權重中科技成果實際應用和落地轉化較少，另一方面在考核評審專家庫中依舊以學術專家為主，較少有產業專家參與。

　　“這種評價機制促使教師更多地關注學術研究和論文發表，較少關注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和經濟帶動意義。”韓威建議，建立和完善高校科研人員分類評價機制，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成效在人才評價中所占的比重，除學術論文數量和質量外，還應考慮科技成果轉化、商業合作成果、經濟帶動成效等多方面的貢獻，進一步激發科研人員推動成果轉化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此外，在人才評價過程中應當引入更多產業專家和企業家參與，擴大人才評價維度，體現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鼓勵百家爭鳴的科研創新氛圍。

　　在任捷看來，評價和考核體系應盡力破除“唯項目”“唯經費”的傾向。項目和經費是獲得原創成果的保障，但不可將項目經費作為“目的”；不應以“項目數、經費數”作為職稱待遇評定的硬指標，而應客觀依據其成果成效，避免科研人員舍本逐末“跑”項目“跑”經費，從而讓其真正潛心到科研問題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