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奮劑：“道”“魔”永爭鋒

研究人員在奧運會反興奮劑實驗室工作

　　男子百米短跑的飛人大戰已塵埃落定。雖然英國短跑選手Dwain Chambers無緣決賽，但他仍然非常激動。因為從2003年起，他就由于使用興奮劑而被多年禁賽，在經過漫長的懺悔和努力后，他終于獲得此次奧運會的參賽資格。

　　興奮劑讓Chambers吃盡了苦頭，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后輩：遠離禁藥，謊言會吞噬你的內心。

　　顯然，Chambers僅僅是眾多想方設法追求突破極限者之一。

　　人類對于潛能極限的追求跟奧運會一樣古老：希臘醫生Galen在將奧林匹克的知識傳播到羅馬時，就曾贊美過草藥、蘑菇等在比賽中的作用。

　　早在1904年美國圣路易斯奧運會上，當時美國馬拉松運動員托馬斯·希克斯在比賽途中服食了大劑量的士的寧，率先沖過終點后卻倒地不起。

　　而后，研制興奮劑的相關技術不斷發展，苯丙胺、血液回輸等能夠提升運動員比賽成績的藥物和方式開始全面入侵奧運會。1964年東京奧運會，奧運村的盥洗室里到處都是運動員使用后丟棄的安瓿和注射器。

　　面對鋪天蓋地的藥物濫用，旨在反對興奮劑使用的國際奧委會醫學委員會在希臘雅典成立，反興奮劑運動由此開始。

　　1968年，在格勒諾布爾冬季奧運會和墨西哥夏季奧運會上，國際奧委會第一次在所有比賽項目中正式實施了全面的興奮劑檢查。

　　但是，直到今天，嚴格的藥物檢測和嚴厲的懲罰措施，并沒能阻住來勢洶涌的“興奮劑浪潮”，興奮劑與反興奮劑之間似乎將有一場永遠的戰爭。

　　2012年，在奧運會對興奮劑“零容忍”的大背景下，仍有運動員冒險使用違禁藥物。在藥檢過程中，阿爾巴尼亞男子舉重選手海森普拉庫被發現服用了含有違禁成分康力龍（司坦唑醇片）的藥物，被取消比賽資格。他也因此成為本屆倫敦奧運第一個折戟于違禁藥物的運動員。

　　“體育中，成績提升技術就像一場軍備競賽。”美國海斯汀中心前任主席Thomas Murray說。作為一個自行車業余愛好者，Murray跟其他體育愛好者一樣，驚駭于無止境的興奮劑丑聞。“使用興奮劑或許能夠幫我更好地完成4英里比賽，”他說，“如果在我的自行車上裝一個馬達，那么成績會更好。但是，這兩種做法都已經超出了體育的范疇。”

　　興奮劑之所以被反對，安全是一個重要原因。研究顯示，使用興奮劑會對人的身心健康產生許多直接的危害。這類藥物能產生藥物依賴性，還可以推遲疲勞界限，引起一些嚴重疾病甚至導致死亡。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丹麥運動員簡森在100公里自行車比賽途中死亡，尸檢證明他服用了安非他明。

　　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如今增強劑已經如此流行，體育官方的唯一選擇只能是允許運動員使用他們想用的，只要這么做是安全的。

　　“如果目標僅僅是保證健康，對興奮劑的規范監督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途徑。”西蘇格蘭大學生物倫理學家Andy Miah說，“如果體育世界能夠用國際支持興奮劑機構補充反興奮劑機構，將有助于找到更安全的方式提高成績。”

　　但即使安全能夠保障，科學卻無法解決興奮劑議題帶來的倫理難題。有觀點指出，興奮劑能讓使用者在比賽中獲得優勢，這種行為不符合誠實和公平競爭的體育道德——公平競爭意味著干凈的比賽、正當的方法和光明磊落的行為。

　　然而，不管關于興奮劑的爭議如何熱烈，倫敦奧組委還是宣布此次奧運會興奮劑檢測將達到歷史最嚴。

　　來自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藥物控制中心的團隊將承接整個奧運期間的興奮劑檢測工作。上百位研究人員將負責檢測奧運會和殘奧會7000多名運動員的尿液和血液樣本。比賽前和剛結束時，這些樣本便會被采集下來，一小時內送達實驗室，研究人員分離出一部分用于檢測，剩下的冷凍起來用作備份。

　　實驗室將24小時運轉，一旦發現任何違禁藥品，將立即反饋給國際奧委會和其他體育官方組織，然后相關方面將開始進行調查，最終被確定使用違禁品的運動員會被取消參賽資格或成績。并且，每個運動員的樣本都會保存6年，以建立觀察檔案，相互對比每次的檢測結果，發現體內是否含有不同的藥物成分。

　　“如果來倫敦，請當心。”倫敦奧組委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