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擔當——記著名有機化學家戴立信院士

　　 戴立信（1924年—）

　　戴立信，著名有機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平，1947年國立浙江大學畢業。1953年進入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現任有機所研究員、有機所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顧問、金屬有機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上海化學化工學會名譽理事長。曾任生命有機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元素有機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曾兩次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02年何梁何利科技進步化學獎。

　　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60多年中，戴立信為中國有機化學的創新發展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早期，他從事金霉素的化學和提取，改進的提取工藝曾用于工業生產。他還參與全合成研究，提出用不對稱合成方法確定金霉素的絕對構型，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進展，由于國防任務的需求，全力投入硼氫高能燃料和氟油研究的組織工作。他曾參與全國火箭推進劑研究規劃。曾向國家建言硝基胍炸藥研制，后列入國家規劃；曾參與高空攝影膠片的攻關；曾獨立開展了硼氫化反應拓展和碳硼烷研究。1984年，他積30年科研和科技管理之經驗和悟性，高瞻遠矚于國際化學發展動向，選擇了對醫藥、農藥、材料科學和生命科學有重要影響的金屬催化不對稱合成研究，成為我國在這一新領域的開拓者之一。他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帶動了手性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為此2014年手性中國學術會議授予他終身成就獎。他聯合數位院士共同撰寫了兩份關于綠色能源和聚烯烴工業創新發展院士建議，表現出超前的科學思維和遠見。后一建議在唐勇院士等人的努力下已得到很好的實踐，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多項產品正在發展中。戴立信著手不對稱合成等國際前沿科學命題研究，不到十年便確立了他在有機化學領域的科學地位，成為上海有機所第十位中科院院士，為我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史寫下出彩的一頁。

　　戴立信幾十年的科研生涯，記載了一位化學家的科學擔當和科學忠誠。

　　成長：幼懷化學夢，浙大得真傳

　　戴立信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日寇侵略的戰亂中度過的。1937年9月，他隨父母由北平逃難上海，先后入讀幾所中學，于1942年由三育中學高三畢業。當年在三育中學兼課的一位交通大學桂姓講師講授的化學課十分貼近日常生活，生動有趣，還穿插著不少有機化學的知識，讓戴立信非常著迷。后來他入讀滬江大學化學系，與桂老師的化學啟蒙頗為相關。

　　抗戰開始后，上海的公辦國立大學多已遷往外地，戴立信留在上海讀書，考入私立滬江大學。起初，有美國教會背景的滬江在租界內的校園尚能保持一點平靜，不受日軍之擾。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滬江大學也不得太平。此時，支撐家庭的戴母審時度勢，同意讓戴立信隨表姐由滬去渝，戴立信于1943年4月抵達陪都重慶，經教育部批準，在同年9月進入西遷貴州的浙大借讀化學系一年級。

　　浙江大學師生由竺可楨校長率領，于1937年11月11日由杭州西遷，經四次易址，于1940年1月在貴州的遵義、湄潭和永興安定下來。不愿在日本帝國主義刺刀下屈辱求存而行程2600公里的浙大西遷壯舉，被譽為“文軍長征”，鼓舞著全體浙大師生和在抗戰時期來自國內外43所大學、17個學系包括戴立信在內的394名借讀生們抗日救國的民族氣節，激勵著高昂的教學、科研和學習的熱情。戴立信入校時期，浙大的教學和科研水平居國內乃至國際的第一流水平。其中數學系有蘇步青、陳建功，物理系有王淦昌、束星北、盧鶴紱，生物系有貝時璋、談家楨，化學系有王琎、王葆仁，加上氣象大師竺可楨，名教授們的聲望和研究工作為浙大迎來了“東方劍橋”的美譽。求知欲望十分強烈的戴立信似海綿吸水，全身心地接受著大師們的教誨和科學風范的感染，尤其是科學人生恩師王葆仁院士在長達兩年的有機化學理論教學和實驗中的言傳身教，為戴立信的科學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葆仁（1907—1986）是新中國第一代有機化學家，1941年至1951年任浙江大學化學系主任，后參加籌建中科院上海有機所任副所長至1956年。在有機所期間，他建立了新中國最早的高分子化學組，研制了我國第一塊有機玻璃，第一根尼龍纖維等等，所以他和戴立信有著浙大師生之情和有機所同事之誼，先后有過六年之久的導師之緣，這是戴立信科學生涯的幸遇。

　　王葆仁先生開設的有機化學課在每學期要進行三次不通知的小測驗，每次測驗均在80分以上的學生，則可免予大考。測驗的題目確實很難，戴立信平時學習扎實，是全班少有的大考免試者。今年92歲的戴立信每憶及此事，仍流露出自豪之情，他曾連續三學期，經歷九次有機化學課程測驗，因高分而豁免全部有機化學課大考，此事足見他對王老師的敬重和王老師對他的賞識。

　　在浙大四年，戴立信領教了多位化學名師的科學風范。其中有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浙大化學系主任、浙大代校長和中國化學會發起人之一的王琎（季梁）的分析化學課程；有中科院原院長盧嘉錫的物理化學課程等，盧在1946年曾任浙大化學系主任。

　　浙大外語學科教授、王琎的夫人德夢鐵講授的德語課，常穿插詩歌，使同學們多能牢記，也使戴立信在進入有機所后，能順利接觸當時很重要的德文文獻，因而得益匪淺。在浙大的一年級至三年級都是在貴州度過的，并且他們幾個從上海來的同學（如李政道、顧以健等）都是在校外租房住宿的，因而能專心讀書。每晚，他們六、七個人圍著一張方桌，共用一盞明亮的煤油燈，埋首用功，孜孜不倦。戴立信回憶說，李政道當年學習分外勤奮，很好的帶動了大家的學習積極性。至于集體宿舍則環境比較雜亂，學生們只能用幾根燈草點燃的油燈，足見那時浙大求學環境的艱苦。三年級時以及1946年浙大遷回杭州后，戴立信有機會參加了更多的學生運動，開始接受革命洗禮，從而逐步堅定了自己的信仰。

　　啟航：扎根有機所，盛世壯志酬

　　1947年由浙大畢業后，戴立信擔任過中學代課教師。在鋼鐵廠做化驗。解放后擔任過上鋼公司的秘書科長和華東礦冶局勞資科長等非科研性質的工作。1953年，中央出臺了“技術歸隊的政策”，戴立信應召到中國科學院報到。于當年6月分配進了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在這所中國有機化學家的搖籃里，辛勤工作至今63年。在首任莊長恭所長和老一輩科學家的指導下，戴立信以其踏實勤奮、真誠坦率和學識扎實的工作表現，贏得大家的歡迎。

　　對他很賞識的汪猷（1910—1997）院士，1922年至1926年在浙江甲種工業學校（浙大前身）應用化學科就學，1937年獲得慕尼黑大學理學博士學位，他是中國抗菌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入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是有機所最早的一批中科院院士和新中國第一代化學家。戴立信對這位浙大的老學長在科研和領導工作中表現的求是精神，觀察細微。戴立信回憶說：“每天一早，汪先生就像醫生查房，到各實驗室在實驗桌旁與研究人員談話，檢查科研進度并對科研工作及下一步設想不斷提出問題，直到回答不出才走向下一個人。”如此深入工作使他對每項課題和每個科研人員的情況了如指掌，也促進了科研人員的深入思考——汪先生就是用他從德國帶回的嚴謹作風教育科研人員求真求實的。戴立信視汪猷學長為他的科學人生恩師。接受老師的言傳身教，他始終將汪猷先生“一旦功成千錘煉，不經意處百年愁”的14字箴言作為自己科研工作的座右銘，保持勤奮、努力和嚴謹求實的科學作風。

　　進有機所后，就開始協助莊長恭所長搜集有關高分子研究的文獻，如有機玻璃單體的生成機理以及甲基丙烯酸甲酯、尼龍單體的聚合機理等。當時有機所開拓的兩個新領域是高分子和抗菌素，莊先生作為所長，也不斷學習，掌握最新科學知識。他的鉆研和求真務實的精神給戴立信以很深的教育。之后，他參加了黃耀曾領導的金霉素科研組。黃耀曾對化學的摯愛及工作熱情也給他很深的影響。有一次黃先生接受一項任務，要從半張紙的字跡上破解出密寫劑的成分并找出顯影的方法。只見黃先生苦思冥想，不斷使用各種實驗方法進行破解，當他最終得到理想目標時，戴立信再次見到了黃先生喜溢言表、極度歡欣的表情。黃先生十分重視基礎研究，也不放松實際應用，黃趣稱它們為“兩個口袋”，并且在兩個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戴立信在這方面深受教誨并稱，耀曾師達到的高度極難企及。

　　1960年，戴立信曾從事高能燃料等國防任務的科學組織工作，也進行過有機硼化學的研究，諸如α、β不飽和醛酮的硼氫化反應，高級硼烷的衍生化反應，碳硼烷的合成及轉化等。上世紀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科研工作處于停滯狀態。

　　戴立信在浙大學習期間，有機化學的成績雖然很好，但他進入有機化學研究所，就深感知識不夠用了。當時上海有機所學習氣氛濃厚，除了政治學習外，所領導還組織大家進行業務學習，學習新文獻、新概念、新理論。幾位年青科研人員在學習中接觸到一個新的立體化學概念——構象分析，例如一個脂環六元環有船式、椅式構象，不同的構象對反應性有不同的影響。這是英國專家Barton等在上世紀50年代初開展的新工作。這些年青人注意到構象概念的重要性，很快把其中最重要的文獻翻譯出來，一本《有機化學中立體化學的新發展——構象論述選譯集》，在1957年出版。之后，在黃耀曾領導下，又翻譯了紐曼的立體化學經典著作《有機化學中的空間效應》，在1964年出版。他們感悟到學習一部書并把它翻譯出來是深讀的好途徑。這也給戴立信在起步階段打下的良好基礎。由于構象概念的重要性，1969年Barton和Hassel兩人獲諾貝爾化學獎。幾年后，蘇聯專家來訪時，有機所專家用構象概念解決了他們的科學困惑。所以，通過學習有機所科研人員的總體水平很高，學術氣氛濃厚，曾有一位年輕人糾正了鏈霉素構型研究中的一個錯誤，還有一位年輕人合成了國際上認為很難合成的鏈糖。戴立信能在有機所科研啟航，有機所的學術氛圍、科研經驗和達到的科學高度，都激勵他迸發出超常的學習和科研熱情。

　　高度：合成不對稱，開環環氧醇

　　1984年戴立信進入精力充沛的花甲科學壯年。他以一位成熟的科學家的敏銳目光，瞻矚國際科壇發展的風云變幻，迅速捕捉到金屬有機化學的發展前景，果敢地選擇了金屬催化的不對稱合成作為科研課題，把科研水平提升到相應的科學高度。

　　不對稱合成又稱手性合成。手性是自然界本質屬性之一，在生命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一種手性藥物的不同異構體，具有截然不同的藥理作用，這就要求手性藥物合成中盡可能保證高純度、單一的手性異構體。以不對稱合成為基礎的手性技術，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成為國際化學界競爭激烈的重要科研熱點，至今仍方興未艾。戴立信和黃量院士共同主持的“手性藥物的化學與生物學研究”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確定為“九五”重大項目，其研究成果開創了化學領域的新局面。之后，戴立信開展環氧醇開環反應研究，以及用于氯霉素和三脫氧氨基己糖全部家族成員的不對稱合成，銠催化的芳基乙烯的不對稱硼氫化反應等多項新合成方法的研究；立體選擇性地合成官能團化的小環化合物和含平面手性配體的合成及應用研究。戴立信率領他的科研團隊，在十年不到的時間內取得不對稱合成領域的多項重要成果，在國際化學界產生廣泛的影響。法國學者H.Bloch和Metzner、英國V.K.Aggarwal教授多次在國際化學期刊，介紹戴立信的成就，評價他們發現的合成方法的重要貢獻。他們發展的多項選擇性反應已為國際化學界重要的工具書選用，其中有March的高等有機化學教科書以及《有機合成大全》《有機官能團轉化大全》《金屬有機化學大全》和《雜環化學大全》等。他被邀請在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盟（IUPAC）系列會議作特邀報告5次。

　　戴立信的科學成就，奠定了他在國內外的科學地位。我國競爭IUPAC第19屆國際金屬有機化學學術會議和第7屆國際雜原子會議在上海召開，均獲成功。他和錢長濤同為前一會議的兩主席，和唐勇同為后一會議的兩主席。1993年秋，戴立信入選中科院院士，時年69歲。“六十歲學吹打(戴之趣語)，七十歲成院士”，這段經歷在中科院院士成長史中尚不多見。

　　傳奇：桃李滿天下，人在性情中

　　戴院士坦誠低調，待人和藹可親，他一生奉行求實治學和豁達做人的原則。他在當選中科院院士后說：“我能成為有機所第十名院士，有幾個重要的機遇。一是1984年汪猷先生讓我回實驗室從事金屬有機、有機合成研究，當時正是我國由總設計師主政而帶來的科學春天，是科研環境非常好的時代；二是國家建立了研究生制度，我有幸得到一批有才華又非常勤奮的年輕人（指戴的學生們）和我一起從事科研，他們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三是我能在1953年技術歸隊，進入學術氛圍很濃的上海有機所。老一輩科學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當時的化學研究中心的歐洲帶回來好傳統，50年代從美國帶回來的新知識和科學思維，都給我很多教益；老、中、青科研人員的團隊合作，鼓勵我在科學上的成長。”在他高度概括而又樸實的講話中，他對有機所、前輩科學家和他的團隊的感恩之情，經常溢于言表。

　　出于對哺育他求是精神的浙大母校，對生活和工作63年的有機所，對恩師、導師們的栽培和對給他一生機遇的太平盛世的感恩，除在科研方面趕超先進外 ，他把滿腔熱情傾注于對研究生的培養。他一生指導的38名博士生、3名碩士生都成為科研骨干和學術帶頭人。他喜愛并常引用《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所說，認為這是對治學全過程的極好描述。他也喜歡李政道所說的“學問學問就是要學會去問”、愛因斯坦的“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的科學名言。多年來，他一直鼓勵研究生在聽完學術報告后要積極提問，這樣才能認真聽，深入想。

　　戴院士性格開朗、豁達大度。經歷政治運動中的逆境、生理的病患和親人的離別，他都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平復，堅強地著眼未來，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愿望來調節自己的心態。他是一位有著67年黨齡的科學工作者，也是位集黨性、科學性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人性為一體的性情中人。

　　過去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科學家，多數在60至70歲的年齡段，他們至少在科研上至少奮斗了30年以上，戴立信全天候從事有機化學工作不到10年而成名，可曰傳奇。

　　今年92歲的戴院士，依然在工作日到上海有機化學所上班，參加科學討論會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90歲前后，他先后與侯雪龍、丁奎嶺兩位教授分別編著了由WILEY-VCH出版的Chiral Ferrocenes in Asymmetric Catalysis和Organic Chemistry Breakthroughs and Perspectives兩本英文專著，最近他還在審校一本題為《大蒜的化學》的譯稿。基于對化學的熱愛。他有時會因廢寢忘食工作而累倒，但在醫院略加調理后又會周而復始、堅持己見。為此，所里同事和他的親人有時會用善意的謊言讓他少參加一些科研活動，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戴立信對“做好的有機化學”以及追求綠色化學的信念始終矢志不渝，實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望百弄潮聽濤聲”。悔，望百弄潮聽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