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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1-11-24 09:17 原文鏈接: 原浙江環保局局長受審吉利等知名企業“淪陷”

    戴備軍受審

    張琰

      11月19日上午10點,原浙江省環保局局長戴備軍一身病服,走上被告席。

      在糖尿病、眼部腫瘤、腰椎盤突出等多種疾病困擾之下,這位昔日的“環保強人”顯得有些憔悴和孱弱。他當庭承認了所有的指控,未多做辯解。

      他面臨的起訴罪名共有兩項,分別是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根據檢方的統計,戴備軍共受賄人民幣355萬余,銀行卡消費卡等32萬余,美金1.85萬元。戴本人亦成為全國的環保反腐風暴中,接受審判的最高級別環保官員。

      引人注意的是,長長的行賄名單中,除了由戴備軍情婦張琰控制的浙江弘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和環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之外,另有寧波和天然再生金屬有限公司、浙江錢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000913SZ)、橫店集團、浙江豐球集團、紅蜻蜓集團、吉利集團等一長串浙江知名企業赫然在列。

      潛規則的扭曲之下,掌握權力的個人與尋求“寬松”發展環境的民企,或主動或被動裹挾其中的悲劇再次重演。

      整個庭審過程從上午10時持續到下午4時余,戴備軍的女婿裘某被列為共同被告。

      吉利等知名企業“淪陷”

      戴的所有受賄過程幾乎如出一轍。

      根據檢方的起訴書,戴備軍的所有受賄,都依靠自己審批環保資質、申報環保稱號、發放環保補貼和對招投標的影響力獲得。

      在過去幾年中,隨著政府加大了環境保護的力度,環保局這個曾經的“冷衙門”開始變得觸手可熱,尤其是“環保一票否決”和“環評準入”等制度成為顯性條件后,環保系統的“關卡”效應開始顯現出來,貪腐也隨之而生。

      這樣的“關卡”效應,使得不僅是“浙江弘申”和“浙江環茂”這樣與環保或者環保信息有關的企業,為了獲得項目頻頻行賄。檢方起訴書顯示,吉利集團、橫店集團、錢江摩托、紅蜻蜓集團等與該行業無關的企業,也為了一些“污水整治”和參評“中國名牌”等,向戴備軍行賄。

      起訴書顯示,戴備軍為錢江摩托上市、產品評選“中國名牌”等謀取利益,獲得了四套住房的定購差價,共計104萬元。

      戴還為橫店集團申報無字號國家級企業集團、設立橫店質量技術監督分所、橫店污水處理廠等建設謀取環境污染整治專項資金補貼等,先后收取原橫店集團董事長贈送的9張銀行卡,共計25萬元。

      此外,戴備軍亦為吉利集團浙江豪情汽車制造有限公司某項目,浙江新安化工集團某有機硅項目,浙江普洛康裕制藥有限公司(000739.SZ,同屬于橫店集團)、浙江海正藥業(600267.SH)等新藥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審批及項目審批中,牟取利益,共計收受上述企業人民幣賄賂16萬元,銀行卡消費卡等7萬元。另有寧波和天然再生金屬有限公司、紅蜻蜓集團、浙江德樂電器有限公司、浙江大東南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華東特種設備市場、浙江環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等企業涉案。

      略令上述知名企業尷尬的是,雖然行賄者未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其負責人幾乎都以證人的形式提供了證言,成為該案的“污點證人”。

      在所有公開的行賄者中,有兩名作為另案處理,分別是戴備軍的情婦張琰,以及長城建設杭州分公司經理孫海翔。

      其中,張琰是“浙江弘申信息”和“環茂自控”的實際控制人,該兩家企業利用戴備軍的庇護,幾乎壟斷了浙江省兩個污染源領域的設備生產和代理權,并因此給戴本人行賄10萬元,向戴女婿龔某行賄79萬元。

      戴備軍的辯護律師、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胡東遷律師當庭認為,由于紀委只掌握了張琰的相關情況,戴備軍的其余受賄皆由其自己承認,認罪態度較好。且所有的400余萬受賄指控中,有一筆104萬元受賄款是"受賄未遂",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妨礙市場公平

      庭審中,最大的爭議焦點發生在對“濫用職權罪”的認定。

      檢方認為,戴備軍先后通過以“浙江省環保局”的名義下發文件,要求浙江全省的污染源單位必須使用由其推薦的“浙江弘申信息”和“浙江環茂自控”生產或者代理的儀器設備。

      其中,戴還運用打招呼和資質發放等權力,使得“浙江環茂自控”壟斷了一省的污染源監控項目,獲取巨額利益。

      “致使這些設備壟斷了浙江該項目市場,并把其他廠家的儀器設備排除在該市場之外,損害了其他廠商的公平競爭。”檢方起訴書寫道。

      據了解,這樣“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的提法,在所有的貪腐案件起訴書中,都十分罕見。

      對于檢方上述指控,胡東遷律師也當庭提出了一些異議。

      “他確實存在濫用職權行為,”胡東遷說,“但其在任期內完成了811環保項目,且浙江省各項評比指標在全國排名數一數二,也是有其工作成績的。”

      事實上,在這樣運用下文件、打招呼、發資質的權力幫助之下,僅本報記者查詢到的“浙江弘申信息”一家企業,便在三年內共“中標”總計22項、共數千萬元的環保領域項目。截至2008年5月,在浙江1452家重點污染企業中,有1352家企業與“浙江環茂”簽訂了合同。

      浙江政協原常委戴備軍受賄案庭審現場記錄

      “開口要錢不符合我一貫的做人風格”

      ——浙江省政協原常委戴備軍涉嫌濫用職權、受賄案庭審現場記錄

      正義網浙江11月19日訊(記者范躍紅 通訊員劉波 鐘軒)今天上午10點,杭州市中級法院一號大法庭,隨著審判長的一聲令下,頭發花白、面無血色、身體佝僂的戴備軍身穿監管醫院病號服和他身材矮小的女婿裘俊華一并被帶上法庭,由杭州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浙江省政協原常委、浙江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原主任戴備軍涉嫌濫用職權、受賄案準時開庭審理。旁聽人員除了杭州市檢察院邀請的部分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特約監督員外,多半是戴備軍的親友和昔日的同事。

      檢察機關指控兩大罪名

      杭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劉誠民作為此案的第一公訴人宣讀了近五千字的起訴書,指控戴備軍在1996年至2008年擔任浙江省計經委企業處處長、副主任,浙江省技術監督局局長,浙江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浙江省環境保護局局長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共計價值人民幣402萬余元,其中20萬元系與他女婿涉嫌共同受賄所得。

      同時,起訴書指控,2006年至2007年戴備軍在任浙江省環境保護局局長期間,在實施全省污染源在線自動監控項目過程中,違反有關規定,濫用行政權力,先后以省環境保護局的名義下發文件向全省污染源單位推薦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主要儀器設備,強行要求全省污染源單位必須使用被推薦的由浙江弘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或其控股的浙江環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所生產或代理銷售的儀器設備,致使上述二公司生產或代理的儀器設備壟斷了浙江省污染源項目建設市場,從而把其他廠家的儀器設備排除在浙江省污染源項目建設市場之外,損害了其他廠商的公平競爭。

      同期,戴備軍還通過會議要求、向有關主管部門打招呼和控制污染治理設施(自動連續監測)運營資質發放等方法,幫助浙江環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壟斷了全省污染源在線自動監控項目的建設與運行維護市場,為浙江弘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浙江環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獲取巨額利益。

      據此,檢察機關認為,應當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追究戴備軍的刑事責任,以受賄罪追究裘俊華的刑事責任。

      記者在法庭兩側的大屏幕上同步滾動顯示的起訴書文本上看到,戴備軍涉嫌受賄共有九大節二十七筆,為多名企業家涉及“中國名牌”評選、環評審批、環保項目審批、業務引進等方面謀利。

      “我這個人很強勢,單位還是家里都是我說了算”

      “我對指控沒有異議,只是對兩點受賄情節作個說明,第一是指控我與女婿共同受賄的那20萬元,與事實有出入,是我和徐某商談好的,小裘只是執行,我這個人很強勢的,無論單位還是家里,都是我說了算的,其他人很難改變我作出的決定!”起訴書一宣讀畢,戴備軍就回答得干脆利落。

      檢察機關指控,2006年底,戴備軍以前的下屬徐某為寧波一家再生金屬有限公司申請進口廢五金電器、廢電線電纜和廢電機定點加工利用單位資質,要求戴備軍利用浙江省環保局局長的職務便利提供幫助,并提出由裘俊華以公司副總的名義做申請資質的協調工作,支付工資每月1萬元,后戴備軍即將被裘俊華叫到家中,三人商定:裘以該公司副總名義,每月工資一萬,但不用去寧波上班,在杭州做協調、聯絡工作,由戴備軍為這家公司取得資質提供幫助。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裘俊華先后共收受該公司以支付工資名義給予的人民幣20萬元。

      戴備軍在庭上說,當時裘俊華從廣州回杭州沒事情做,開了家有名無實的廣告公司,他就找徐某商量。當時徐某提出讓裘俊華當寧波那家公司的副總,戴備軍說好的,后來自己再告訴裘俊華的,他是跑跑腿的,主要是利用戴備軍的權力和關系,“他們給他發工資也以換種方式感謝我。”戴備軍坦言。

      相比之下,裘俊華回答問題含糊其辭,雖說對檢察機關指控沒有異議,卻表達不明確,表示自己也曾對這筆錢的性質產生懷疑,但又認為自己確實為那家公司做了一些事情。

      “我這人從不開口要錢的,這不符合我這人做事的一貫風格!”

      戴備軍還對檢察機關指控自己在2007年4月以購房借款為由向一家私營公司老總林某索要人民幣10萬元一再作出“解釋”。

      “這是林某主動感謝我給的,當時我為他兒子安排工作后,打電話閑談中我說到自己女兒買房缺少資金,我并沒有暗示他送錢,也許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吧,他以為是我向他要錢,過了幾天,就拿了一包10萬元錢給我,我就收下了,反正他有的是錢,但是我確實沒有索賄的意思,開口要錢,不符合我這個人做人的一貫風格!”戴備軍提高了嗓門爭辯道。

      在隨后的法庭調查階段和辯論階段,控辯雙方也基本上圍繞這兩筆受賄情節展開。戴備軍態度一直很好,在回答法官的提問時,都以“沒有異議”作答,只是對索賄10萬元的那筆,仍不時以“開口要錢,不符合我這個人的做事風格”來應對。

      除了上述兩筆,戴備軍的辯護律師還對檢察機關指控戴備軍利用擔任浙江省計經委副主任,省技術監督局局長,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浙江一家公司上市、產品評選“中國名牌”稱號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在2004年2月收受該公司以單位應得的建國北路利茲城市公寓樓盤四套住房定購價與時價的差額1 04萬元,并將該款用于購買利茲城市公寓1-2-1001住房,作為自己女兒的婚房認定為受賄,提出異議。律師認為這一套房子因中間人的擅自操作至今尚未過戶到戴備軍或他女兒名下,應屬受賄未遂。

      “她對我很好,我跟她的關系也特別……”

      對檢察機關指控他涉嫌濫用職權罪的事實,戴備軍也沒有異議。當被問及為什么要不惜濫用行政命令公然為張琰任董事長的浙江弘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和任總經理的浙江環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賣力”,使張琰公司壟斷了浙江全省污染源在線自動監控項目的建設與運行維護市場時,戴備軍直言不諱地表示:“張琰對我很好,我生病住院、體檢時她很照顧我,我跟他的關系也特別……”

      事實上,今年已經60歲的戴備軍與比自己小近一半的張琰之間不僅保持著曖昧的男女關系外,還有經濟利益上的糾結。正如檢察機關指控的那樣,戴備軍利用擔任浙江省環保局局長的職務便利,在項目招投標、下屬企業引進戰略合作伙伴等方面為浙江弘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浙江環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琰謀取利益,在2006年8月收受張琰出資5萬余元為他購買的車庫一個;2007年下半年,收受張琰送的人民幣5萬元。張琰為感謝被告人戴備軍的幫助,于2006年10月以虛構業務等形式送給裘俊華人民幣30萬元; 2007年又分多次送給裘俊華人民幣共計49萬元,戴備軍對此明知并認可。

      2008年3月和10月,戴備軍因離任審計及省環保局的邱煒被查處,先后讓裘俊華將所收的79萬元還給了張琰。

      由于戴備軍的幫助,浙江弘申和浙江環茂幾乎獲得了浙江省所有1452家重點污染源在線監測和運行維護的合同,合同總價值6300多萬元,利潤率達到50%以上。

      關于戴備軍與張琰之間的行受賄事實,戴備軍的律師也沒有任何異議。戴備軍案發后在浙江省紀委的反思與懺悔中,也痛切“自己做人太愚,真是愚不可及,為了一個女人,做了對不起組織、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家里人的壞事,如果人生有后悔藥,哪怕放在滾燙的油鍋里,自己寧愿廢掉一只手,也要去取出來……”

      戴備軍的辯護律師認為,檢察機關指控他涉嫌濫用職權罪,值得商榷,充其量是違法行為,夠不上犯罪。

      最后,公訴人和律師都指出,戴備軍在審查期間能主動交代辦案機關未掌握的一些犯罪事實,退清全部贓款,且對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悔罪態度良好,建議法庭酌情從輕處罰。

      在最后陳述時,戴備軍當庭懺悔:“1999年以后,我覺得仕途無望,就開始喪失了理想,腐化墮落,心里開始動搖,開始受賄了。法制觀念的淡薄,濫用了黨和人民賦予我的權力,我不講原則,濫講江湖義氣,也被某些人抓住了軟肋,希望大家都要以我為鑒。”談到自己身患重疾,戴備軍聲音哽咽,“我1984年得了糖尿病,現在腎病到了三期,身上有多個血管瘤,前不久剛剛做了膽囊切除,剛被雙規的時候,我曾想一死了之,后來領導找我談了話,我想通了,我把我自己交給組織了。”

      由于爭議不大,庭審進展異常順利,下午4點半,庭審結束,審判長宣布擇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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