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認“第一作者”！論文署名順序“內卷”傷了誰？

　　 導 讀

　　近日，中科院院士李家洋指出，國內學術界存在只認第一作者、只認第一作者單位、只認通訊作者的現象。然而，當今的科學研究已經從 “小科學時代” 進入到 “大科學時代”，而國內的評價體系還停留在前者，管理水平滯后于科學現實。

　　“合作、開放科學和可重復性這樣的東西推動了一個領域的發展，但推動學術生涯的是論文數量、作者名單中的位置和資助。” 倡議改變科學研究評估方式的舊金山科研評估宣言（DORA）項目主管 Anna Hatch 去年在接受《自然》網站采訪時表示，雖然研究是一項合作性的工作，但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她指出，當下科學領域的激勵結構阻礙了進步。

　　今天，科學研究變得越來越復雜，常常需要跨學科、跨團隊合作。作為學術研究成果共享形式的論文與著作當中，作者名單正變得越來越長，而論文發表又與研究者個人的職業發展捆綁得愈發緊密，這不可避免地使得研究者們因為是否能夠得到署名、署名順序而出現爭議。

　　在一篇論文中，獲得令人羨慕的 “第一作者” 位置的研究人員是少數，而國內 “三認三不認” 的現象，無疑讓署名問題與個人利益的關系變得更緊張，多位學者認為，這種評價體系不利于鼓勵合作、體現公平以及創造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所謂 “三認”，即只認第一作者、只認第一作者單位、只認通訊作者；所謂 “三不認”，即不認非第一作者、不認非第一作者單位、不認非通訊作者。有時候連共同第一作者都不算數。

　　中科院院士李家洋近日接受采訪時指出，這種評價體系之下，有些科學家變得不愿合作，或不敢輕易合作，因為如果不能列入第一完成單位，自己的工作就不被認可、不被支持；有些研究者怕麻煩，索性多招些研究生，靠自己團隊單打獨斗，嚴重影響了合作的范圍和質量，拖慢了科技創新的進程。

　　1、論文署名：一件越發關乎科學家利益的事情

　　論文署名是個復雜的事情。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員會就指出，學術論著署名規范一般由學術界長期形成的慣例自行確定，根據學科、領域甚至科技期刊的不同均可能有不同的規范要求。制定出適用于不同場景的統一署名規范較為困難。

　　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中，來自美國國家環境健康科學研究所的 Elise Smith 等人對近6700名國際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在線調查，這些研究人員發表了署名兩位作者及以上的論文。結果顯示，46.6%的研究者對署名問題有異議，37.9%人對作者排序有過爭議。

　　有意思的是，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受到署名問題困擾的程度是不同的。上述研究發現，關于誰應該被納入作者名單，醫學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存在的爭議要比自然科學領域的高出50%，關于署名順序，爭議更是高出70%。

　　不同學科的做法不同。在高能粒子物理學和經濟學中，作者署名通常按字母順序排列。數學界的論文署名作者人數一般較少，在多于一位作者時，他們也常常按照姓氏字母排序。在大多數其他學科中，作者排名則由貢獻水平決定。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邢志忠在2020年曾撰文解釋說，在高能物理學界，尤其是實驗方面，由于參與的人太多，論文署名一般采用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的方式，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否則鑒定誰是 “一作（第一作者）” 或者 “共一（共同一作）” 就是一件十分耗時費力的事情，說不定還會在實驗組內部造成很大矛盾。

　　盡管很難統一規定該如何署名，不過，可以規定哪些做法是違背科研倫理的。今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員會發布了 “負面清單”，列出了中科院七類學術論著署名問題的負面行為清單，包括禁止無實質性貢獻的人員參與署名，禁止榮譽性、饋贈性、利益交換性署名或夾帶署名；不得違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的必要性原則而羅列過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等等。

　　國內曾有過一段時間并不太重視論文的署名問題。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林成華告訴《知識分子》，因為當時并沒有把論文發表和各種獎勵、晉升、項目評審一類的利益緊密掛鉤，因此大家基本是按照貢獻大小來署名，主要執筆者通常是論文的第一作者。

　　但是，自1990年代以來，論文發表，尤其是其中那些署名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論文數量以及那些發表在比較好的英文期刊上的論文，與學者的個人利益開始捆綁得很緊密。

　　國內外科學界都面臨這種狀況。開放獲取科學出版商F1000的戰略舉措主任 Liz Allen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對研究人員的評價仍然以他們發表的文章和期刊作為標準，因此署名對他們的職業生涯至關重要。如果他們的研究工作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和可見性，對學者將是個大問題。

　　在《自然》網站去年6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對 PubMed-MEDLINE 數據庫列出的3000萬篇論文的一項分析發現，作者的平均人數從1975年之前的1.9人上升到2015-19年間的5.9人。隨著科學界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群體，而要回答的科學問題越來越復雜，論文的作者名單在不斷延長，想要衡量誰做了多少貢獻變得困難。

　　在英國醫學科學院（AMS）2016年的報告 “團隊科學” 中，AMS的一個工作組得出結論：感到缺乏對其貢獻的認可，是阻礙研究人員參與跨組研究的主要因素。工作組指出，雖然團隊科學經常被認為是重要的，但很少有證據表明個人的貢獻會在與職業相關的決策中得到重視，這尤其令博士生和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擔憂。

　　團隊合作中的公平性本來就比較微妙，然而，國內只認一作、通訊作者和第一單位的認可體系，更容易讓剩下的參與者感到不公平。移植自西方科學界的署名規則，在面對國內的現實土壤時，發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地方。

　　2、“三認三不認” 帶來的后果

　　復旦大學生物醫學研究院研究員藍斐在2013年初回國。他感到國內關于聯合署名問題的認可與國外有一定的差別，且已經對科研工作帶來了影響。

　　在國外，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通常被認為基本上貢獻差不太多，在評價體系中，同行會根據具體發現中該作者具體做了什么進行評價。但是，國內的評價體系對于第一作者和最后一個作者即通訊作者的認可遠高于其它 “共一” 和 “共通訊作者”，這直接影響到了跨團隊的合作。

　　而與之相對的是，交叉學科的交叉研究正日益成為科學研究的新趨勢。“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們在制度上需要探索出一個能夠適應這種新情況的評價機制。” 林成華強調，現在科學研究中很多新的增長點，包括一些 “卡脖子” 科學技術問題的攻關，都需要從交叉學科當中尋求答案。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張辰宇告訴《知識分子》， 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很多時候需要與醫療界合作，醫生不僅有寶貴的臨床樣本，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根據他們的臨床經驗得出的一些研究方向，最后論文中可能是醫生與基礎研究人員共同署名第一作者，但是，不認可共同第一作者使得這種合作很難。

　　“通訊作者” 通常是課題研究的主要負責人，職能包括提出實驗研究構想，規劃研究實驗方法和具體實施步驟，組織博士、博士后及年輕科研人員具體做實驗并提供研究所需的資金支持等等。

　　但是，張辰宇說，國內畢業的博士或者博士后學生不像海外引進人才那樣，有比較多的啟動資金，或一開始就是獨立的助理研究員甚至是助理教授。他們通常需要依附于某個大的課題組，才能得到實驗室場地和研究生招生指標。在很多課題組，哪怕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人員能力很強、所研究方向與課題組大PI完全不同，也要將課題組負責人署為通訊作者，這對研究者個人晉升、獨立都是不利的。

　　此外，署名問題對于國內高校學生的培養和畢業同樣帶來了直接影響。藍斐舉例，比如說，他實驗室的學生如果與其它高校的學生一起完成了一項工作，如果根據貢獻分量或是對方提出的科學問題，那對方學生基本就在 “共一” 作者中排名第一，而他的學生可能是 “共一” 中的第二、第三個作者。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但由于第一作者的單位是其它機構，即便這篇文章很重要、很有價值，對他的學生獲得博士學位依然沒有作用。在這種評價體系之下，學生們為了畢業，寧愿發一些署名第一作者的小論文來湊數，但這類研究的意義通常不大，甚至成為了 “為了畢業而完成” 的研究。

　　另一方面，因國內高校博士生畢業有明確的論文發表要求，有的課題組為了讓多個學生畢業，就會在論文中署名多個共同一作，論文作者的排序已經不能體現其貢獻了。而在國外，博士生畢業并不一定要求論文發表，而是更看重他的學術水平，由課題指導委員會和答辯委員會決定其是否達到博士畢業標準。不過，藍斐說，在中科院一些研究所，已經開始與國際接軌，但高校體系幾乎仍然沿用老的傳統。

　　堅持傳統要求的一方認為，如果不用論文來約束學生，很多學生可能會 “渾水摸魚” 而畢業，而課題組也會擔心成果不足等現象。在藍斐看來，這種擔心發生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大家都能以具體成果來評價，而不是唯論文數量和論文影響因子，那些 “渾水摸魚” 的學生也不可能在未來發展中有什么好機會。反倒是為了畢業而發表的大量論文，充斥了毫無意義的 “研究成果”，極大地浪費了科研經費并讓科學知識變得混亂。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李俠告訴《知識分子》，其實不管是論文還是其它獲獎等榮譽，只認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和第一單位的做法，背后都指向了中國當前科研評價體系當中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對榮譽分配存在著認定偏差。這個矛盾背后更深層次的根源，是科學研究已經從 “小科學時代” 進入到 “大科學時代”，而國內的評價體系還停留在前者，管理水平滯后于科學現實。

　　而不當的署名不僅僅關乎成就、利益，甚至可能引起學術不端。當遵循科學貢獻導向的論文發表開始滑向利益驅動的署名規則時，林成華指出，個人為了畢業、評職稱或者申請項目等等，可能就會有尋租或者 “借力”。

　　比如，由一個團隊的 “頭腦” 來作出安排，某個論文中做了主要貢獻的人先不署名第一作者，而是讓給需要的人，等到下一次這個學者有需要時再 “犧牲” 別人。因為對署名 “第一作者” 或者 “通訊作者” 論文的需求，甚至衍生出一些代寫代發論文的灰色產業鏈。

　　3、如何實現更加透明、公平的署名？

　　德國慕尼黑赫姆霍茲研究中心基因組學家 Eleftheria Zeggini 所在的領域通常需要參與大型的、跨組的研究，她在接受《自然》采訪時分享了一些小的Tips。她使用簡單的電子表格來記錄研究者們的職責分配并跟蹤每個人在做什么，這為后面編寫論文詳細的作者貢獻時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她敦促博士和博士后申請人在面試時，評估主要研究人員對作者署名問題的態度，如果可能的話，與當前和以前的團隊成員聯系并向他們了解情況。Zeggini指出，了解團隊科學文化以及良好的實踐在即將加入的科學大家庭內如何發揮作用是很重要的。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病毒和新發病原體研究項目主任劉善慮介紹，至少在俄州，研究生進入實驗室工作時，會先接受有關論文署名規則、禁止剽竊與抄襲等問題的科研倫理培訓。在署名上，一般是由通訊作者判斷合作者根據貢獻大小，與合作者各方磋商，在文章初稿完成后與大家溝通；可能的話，在文章的作者貢獻一欄中寫清楚具體貢獻和對主要結論的影響程度。他認為，公開、公平、透明和及時磋商對解決分歧很重要，也有利用長期合作。

　　現在許多期刊要求在提交文章時披露作者貢獻。自2014年推出以來，已有數百家期刊采用了CRediT（作者貢獻度角色分類法），這是一個對14種角色進行量化的系統。自2009年起，《自然》體系的期刊就要求提供作者貢獻聲明，《自然》雜志的出版商 Springer Nature 允許發表作者貢獻聲明，但不強求。

　　林成華說，國內一些學術機構已經開始有所松動，比如說，在評職稱時，如果要求有一篇 “一作” 論文，那么現在開始探索用兩篇 “第二作者” 或者三篇 “第三作者” 的論文來進行量化的轉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介紹說，他所在的學院有一套計算辦法，比如發表在影響因子20點以上的期刊的一篇論文，兩個共同一作就算各自二分之一的研究成果，三個就算三分之一...... 雖然貢獻并不能這么簡單地量化，但是這是一種在當下的評價體系中體現共同一作貢獻的 “權宜” 方式。

　　林成華建議，為了適應交叉學科與跨組的團隊合作，可以考慮比如是三個學科交叉的成果，來自三個學科的排名前三個的作者可以視同第一作者并可以平等對待。同時也要有所約束，認可的作者數量也不能很多，以免出現隨便掛名字的鉆空子現象。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從制度上將國內現在這種 “功利導向” 的論文署名方式糾偏，讓署名回歸到體現作者的科學貢獻，這也是近幾年科研評價體系 “破五唯” 當中的一部分內容。

　　在國內某頂尖高校工科領域一位青年教授看來，署名問題更多是學術圈的 “話語權” 問題，國外像助理教授這種剛剛起步的學者比較獨立，因此不需要在某個大的團隊當中，能自主決定做了更多貢獻的人，包括自己，可以當 “一作” 或通訊作者。

　　不過，他還是比較樂觀的，現在，國內的青年科學家已經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資助和扶持。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能力問題，誰做得好，誰就能夠成為大科學家，很難被署名問題難倒。

　　前述青年教授也認為，這不僅僅是科研評價體系的問題，而與整個社會的發展階段有關。在一些高度發達的社會，科研已經更多回歸到了真正的興趣，而不是某種 “謀生” 的手段，因而并不需要被 “評價”，也就沒那么在乎署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