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賢：積極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

　　記者：不久前，國務院召開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并專門下發通知，對節能減排工作進行再動員再部署再落實。環保部門如何確保實現“十一五”污染減排目標？

　　周生賢：“十一五”以來，各級政府和環保部門按照《國務院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要求，超前謀劃，認真落實，取得了污染減排工作的主動。截至 2009年底，全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2005年分別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減排已超過“十一五”目標，化學需氧量減排也接近“十一五”目標要求。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污染減排工作的復雜性、艱巨性。資源型產業產品產量過快增長，一些脫硫建設改造工程進展緩慢，一些地區和單位出現畏難和松懈情緒，減排工作面臨新的壓力和困難，形勢不容樂觀。

　　各級環保部門將打好污染減排政策措施“組合拳”，確保實現“十一五”污染減排目標。一是全力落實年度減排計劃。二氧化硫排放量力爭比2009年再削減40萬噸，化學需氧量減排在完成“十一五”目標的基礎上，力爭再削減20萬噸以上。二是大力抓好重點減排工程。確保完成新增城鎮污水日處理能力1500萬噸，新增燃煤電廠脫硫裝機容量5000萬千瓦，新增30臺（套）鋼鐵燒結機煙氣脫硫工程。三是堅決推進淘汰落后產能。環保部門要全力配合有關部門將淘汰落后產能任務分解落實到市、縣和企業；對未按期完成淘汰落后產能任務的地區，實行建設項目環評“區域限批”。四是強化減排設施運行監管和重污染企業的環境監管。實時監控主要生產設備和治污設施的運行狀況。嚴格環境監管制漿造紙和電鍍等污染較重企業，保持高壓態勢。五是嚴格抓好減排核查核算。組織對各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中央電力集團公司減排工作進行年中集中核查核算，對核查中發現突出問題的地區和企業進行公開通報預警。六是建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今年年底前主要城市和重點流域污水處理收費標準應達到國務院規定的要求；嚴格執行脫硫電價扣減和處罰規定。

　　記者：當今世界，發展綠色經濟促進綠色發展成為重要趨勢。如何發揮環境保護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綜合作用，更好地推動我國綠色發展？

　　周生賢：2008年9月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世界經濟遭受了20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聯合國環境署在全球發起了開展“綠色經濟”和“綠色新政”的倡議，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中國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中，用于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資金達2100億元，加上支持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3700億元，綠色投資比例達到 14.5%。綠色經濟的提出和發展，標志著人類開始摒棄傳統經濟發展動力――利潤最大化，轉而形成基于綠色經濟的全新價值觀――福利最大化。發展綠色經濟、實施綠色新政，把環境保護推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后危機時代的“風口浪尖”。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綠色轉型的關鍵時期，環境保護進入優化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新階段。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關鍵要有強大外力，就像石墨結構向金剛石結構轉化需要高溫高壓外加催化劑那樣苛刻的外界條件一樣。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可以提供這一強大外力。

　　環境保護對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綜合作用，主要體現在“先導”、“優化”、“助推”、“擴容”和“增值”等方面。“先導”就是推動區域、流域和行業規劃環評，明確生態功能區劃分，對發展什么、鼓勵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加以明確，引導地區和企業搞好經濟發展；“優化”就是利用金融危機和危機后的“倒逼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助推”就是對符合國家政策和環保要求的建設項目按規定標準程序加快審批，為不合規定的建設項目設置不可逾越的“防火墻”；“擴容”就是通過推進污染減排，騰出和擴大環境容量，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增值”就是加大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發展環保產業，形成現實生產力和創造綠色物質財富。

　　記者：您如何理解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建設有哪些要點和任務，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有何關系？

　　周生賢：生態文明是我們黨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經濟快速增長中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的嚴峻現實而提出的新要求。它為主動有效地解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人與自然的突出矛盾指明了方向。

　　生態文明是人類在利用自然界的同時又主動保護自然界，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的關系，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生態文明建設所追求的是，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要求，從文明建設的高度來統籌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和諧。生態文明建設主要涵蓋先進的生態倫理觀念、發達的生態經濟、完善的生態制度、可靠的生態安全、良好的生態環境等等。

　　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要點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即“和諧”、“循環”、“協同”、“適度”、“優先”、“人文”。堅持和諧原則，為提升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創造安全、健康的生態環境；堅持循環原則，從根本上解決發展與資源環境有限的矛盾；堅持協同原則，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相同步；堅持適度原則，為人類社會長遠發展預留空間、積蓄潛力；堅持優先原則，實施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堅持人文原則，把重要生態系統看作是與人類密切相連又具有獨立存在價值的生命體，給自然生態以平等態度和人文關懷。

　　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和根本措施。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是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賦予環境保護工作的時代重任。對環保部門而言，最根本最關鍵的要求就是，圍繞什么是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高擎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旗，主動爭做生態文明建設的倡導者、引領者和踐行者，在更高層面、更廣闊范圍來審視和解決我國突出的環境問題，積極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

　　記者：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這個重大命題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已經有了哪些認識成果?

　　周生賢：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目標任務和解決問題不同，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已被歷史所詬病，我國需要推陳出新，獨辟蹊徑，探索走環境與經濟協調融合的環保新道路。

　　進入新世紀，環境保護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堅持繼續探索環保新道路，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對環境保護的認識更加豐富深刻成熟。中央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戰略思想、方針和任務，成為環境保護的全新指導思想。二是環境保護正處于艱難的負重爬坡階段和優化經濟增長的新階段。環境保護處于保護與破壞、改善與惡化相持的階段，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三是全面推進重點突破的總體思路加快實施。“十一五”以來，環保工作把污染防治作為環境保護的重中之重，把確保群眾飲水安全作為首要任務，把主要污染物減排作為中心工作。四是人民群眾對改善環境質量有了許多新期待。需要優先解決危害群眾健康、影響人民生產生活的環境問題。五是關注領域和治理模式日益拓展。城鎮生活污染和農村環境問題開始凸顯，傳統的環境污染問題尚未解決，重金屬污染、持久性有機物污染等潛在環境問題不斷顯現。六是國際壓力明顯加大。我國宣布到 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所有這一切，要求我們進行新的探索，探索新的對策，破解新的難題。

　　我們努力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實踐，對環保新道路的認識日漸全面和深刻。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已經成為環境保護部門普遍共識和自覺行動。

　　對探索環保新道路的方向、原則的認識更加深化。從時代要求看，必須堅持環境與經濟相融合，大力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從核心任務看，必須堅持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加快推進歷史性轉變；從價值取向看，必須堅持環保為民的根本宗旨，切實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從實現途徑看，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從動力源泉看，必須堅持體制機制創新，盡早形成全社會保護環境的強大合力。

　　對探索環保新道路的框架體系認識更加深化。一是正確處理全局與局部的關系，制定與我國基本國情相適應的環境保護宏觀戰略體系；二是正確處理預防與控制的關系，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體系；三是正確處理成本與效益的關系，健全高效的環境治理體系；四是正確處理激勵與約束的關系，完善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環境法規政策標準體系；五是正確處理統一監管與分工負責的關系，構建完備的環境管理體系；六是正確處理規范引導與自覺自律的關系，形成全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社會行動體系。

　　記者：下一步，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需要深入研究哪些問題，怎樣更有力地加以推進？

　　周生賢：繼續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我們將深入研究和有效解決以下五個問題：一是用新的理念進一步深化對環境保護的認識，首先要把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的一系列重大創新思想學習好領會好，同時要結合實際和需要，不斷加深對環境保護的認識。二是用新的視野把握好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機遇，把環境保護放在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的大背景下來研究來部署。三是用新的實踐推動環境保護取得更大的實際成效，重點是嚴格控制“兩高一資”行業盲目擴張，堅決抑制部分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四是用新的體制機制保障環境保護的持續推進，建立健全環境保護投入機制、資源價格和環境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機制、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環境科技創新機制、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機制、各種利益主體共同行動機制。五是用新的思路謀劃環境保護的未來，著力謀劃編制好“十二五”環保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