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基因編輯嬰兒”

　　“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編輯嬰兒”一石激起千層浪。記者注意到，兩天來，科學界、法學界不少人對上述基因編輯嬰兒行為提出質疑。有專家認為，基因編輯對人類獲益有限，而風險是長遠和不可預期的。一些法學界人士也指出，所謂的“基因編輯嬰兒”涉嫌違法。

　　1問

　　“基因編輯”技術難度如何？

　　中科院院士：是一項門檻極低的常規化技術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邵峰昨日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基因編輯技術操作上并不難，賀建奎的基因編輯手術沒有任何創新性。他認為，在現階段和可預見的將來，應該嚴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細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編輯并讓嬰兒出生。

　　邵峰介紹說，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在過去5年內由美國發端，進而發展起來，“以我們想要的方式編輯基因，實際上是一項門檻極低的常規化技術，可以說任何一個生物學家都可以操作。賀建奎的基因編輯手術并不具有任何創新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沒有科學研究可以證明，進行基因編輯的操作是安全的。”邵峰提到，基因編輯技術出現至今不過短短5年時間，而對其安全性的評估則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長期觀察試驗才能得出。從科學和醫學角度來說，基因編輯對病人的風險根本沒法估計，很可能有很大風險。

　　邵峰認為，基因編輯即便對少數個體的疾病治療有幫助，但人類繁衍和進化有自身的規律，基因編輯對整個人類獲益有限，而且被編輯了的基因是會傳給后代的，對人類這個物種繁衍帶來的風險是長遠和不可預期的，“在現階段和可預見的將來，應該嚴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細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編輯并讓嬰兒出生。”

　　2問

　　“基因編輯”可否人體試驗？

　　基因編輯技術權威：目前不應該應用于人

　　就賀建奎的“基因編輯”項目，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兩位共同發明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化學與分子和細胞生物學系教授詹妮弗·杜德娜和華人生物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張鋒，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反對。

　　“現在就在人身上進行試驗是不應該的，”在香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張鋒在發表主題發言后，接受新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時表示，基因編輯作為一項新技術，應該進一步通過大量的試驗和較長時間的反復論證，在現階段不應該應用于人。

　　此前，中國知識界質疑賀建奎相關項目的有利性，認為通過對精液充分洗滌，進行垂直上的阻斷完全有希望讓后代避免垂直感染HIV，相關技術也比較成熟。為此專門去做基因編輯，并將這種試驗性的技術直接運用于人體，在沒有確切獲益的情況下，要冒很大風險，這是對患者本身利益和后代利益的一種損傷。

　　對此，張鋒并未直接表示贊同，他認為疾病的解決可能會存在更多方案，對于通過基因編輯的方式來幫助嬰兒抵抗HIV理論上有效性更高，也相對更安全。

　　但張鋒同時強調，我們在探索其他解決方案的同時，應該通過試驗進行更多的研究，反復證明技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然后再進行實施。

　　對于如何能夠證明這對雙胞胎嬰兒能夠天然抵抗艾滋病的問題，張鋒稱，可以通過從嬰兒體內抽血，并將其與HIV病毒結合，觀察是否會被HIV感染來判斷。

　　有關中國地區相關政策法規空白的問題，張鋒表示，政府應該出臺完善的整體架構，并由指定部門負責完善。

　　3問

　　“基因編輯”是否違反法律？

　　法學專家：可能涉嫌嚴重違法，甚至犯罪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衛生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解志勇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所謂的“基因編輯嬰兒”這一說法本身與科學不符，是對人類的大不敬。

　　解志勇表示，眾所周知，任何嚴肅的科學研究行為都彰顯了人類對于文明和進步的追求，都是以關懷人類持續發展為終極使命。但是，“人類生殖細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并非如此，這種研究并不是公眾所理解的基因科學研究，不僅不是嚴肅的科研行為，而且極有可能對整個人類的繁衍生息、對整個人類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因此，全球科學界都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就其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言，“人類生殖細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涉嫌嚴重違法，甚至是犯罪行為。

　　解志勇強調，“人類生殖細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編輯技術”試驗是一種瘋狂的冒險行為。目前，對于所謂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相關事實還未經權威機構調查清楚，參與主體也是撲朔迷離，因此不能以假定為基礎去討論法律責任。但是，這起事件也給我國的立法機構、行政主管部門提了一個醒，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立法和制度設計，嚴格禁止在生育中編輯人類基因的行為。

　　4問

　　賀建奎是否會在峰會亮相？

　　峰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尚不清楚賀建奎的行蹤

　　中國醫學科學院人文學院院長、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翟曉梅，是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她介紹說，26日下午峰會召開了緊急會議，其中有一個部分專門討論賀建奎基因編輯試驗的問題，直到昨晚，“國內外專家意見出奇得一致”，商討出了一份相關的聲明，翟曉梅表示將會在會上公布。

　　賀建奎在郵件中設置的自動回復是在香港，但對于賀建奎本人的行蹤，她并不清楚，“昨天他的房間一直沒有人，打電話過去一直沒人接，我其實想當面和他核實一些問題”。

　　其實就在上個月，峰會在美國加州召開了一次預備會，翟曉梅作為學術委員會委員，和其他委員一起研究參加者的名單，“當時開會確定與會者名單的時候還沒有他，因為當時每一個要發言的人我們都仔細審過”。

　　然而短短一個月內，在最終的這份名單里，翟曉梅看到了賀建奎的名字，“不知道誰把他請過來的”。另有委員會成員猜測在開會前一天曝出消息，可能是事先有安排。

　　“這件事他對媒體講，而實際上沒有經過同行的期刊發表，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嚴重的學術不端。他繞過了同行，直接對媒體，這是一種不太好的做法，因為媒體不太懂你的專業，會帶來很多不確定的信息，對科學、學術界會造成許多不良的影響”，翟曉梅說。

　　■ 背景

　　“基因編輯”60年 中國速度超全球

　　新京報記者盤點有關生命科學領域最近五年的報道發現，“基因編輯”四個字是高頻詞匯。實際上，“基因編輯”技術，至少在60年前就已出現在科學界。

　　1952年，美國微生物學家盧里亞發現了細菌限制和修飾現象。在瑞士科學家阿爾伯、美國微生物遺傳學家史密斯等人努力下，相關研究不斷進步；1972年，伯格首次在體外實現了兩個不同來源DNA的人工重組，伯格因這項成就分享1980年諾貝爾化學獎。

　　1987年，多家實驗室制備成功疾病模型。這種技術一般被稱為基因打靶(gene targeting)。隨后經過完善與改進，上述技術在生命科學多個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多名科學家也因此分享2007年度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基因編輯技術始于外國，但實際上，基因編輯的中國速度遠超全球，爭議如影隨形。

　　2015年，中山大學教授黃軍就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引來巨大爭議，還入選了《自然》雜志2015年十大影響人物。

　　日本北海道大學生物倫理學家石井哲表示，黃軍就的研究雖規避了道德倫理問題，但依然引起科學界對于其可能帶來的倫理后果的擔憂。

　　2016年11月，《自然》雜志報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腫瘤學盧鈾教授以及團隊已開展全球首例應用CRISPR技術的人體試驗；2018年1月，《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華西醫院盧鈾教授所做的人體試驗并非全球首例。早在2015年，安徽合肥的解放軍第105醫院已在病人身上使用CRISPR技術開展治療，合作方是一家名為安徽柯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初創公司。

　　公開資料顯示，黃軍就獲得了胚胎捐贈者的知情同意書和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盧鈾和解放軍第105醫院的試驗都是在體外進行基因編輯，最后將編輯好的細胞返輸回人體內，相對來說比較保守。

　　而賀建奎的項目，從倫理審批到試驗者挑選都備受爭議，志愿者招募平臺事后稱不清楚具體試驗情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負責人稱感到“被欺騙”。

　　同時，對于基因編輯技術，美國只允許將其用于實驗室科研，英國嚴禁將基因修飾后的胚胎植入到子宮內培育。但中國法律禁止克隆人，卻沒有明確禁止基因編輯。對于這一技術的應用，法規上實際存在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