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氣候大會高級別談判前景不妙

　　多哈氣候大會第一階段已經結束，除形成幾個類似談判紀要的文本外，并無實質性進展。由于一些發達國家攪局，《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德班平臺”規劃等重要議題的談判進展不大，這些問題將全部留到第二階段的高級別談判桌上，前景不容樂觀。

　　大會第一階段的小組談判中，美國代表團糾纏各種程序問題，對議題挑挑揀揀，把本應討論技術轉讓等實質問題的寶貴時間攪成了“垃圾時間”。加拿大代表在被問及是否向綠色氣候基金注資時，拋出一句“這是談判大會，不是承諾大會”。日本代表則聲稱，《議定書》約束的國家年碳排放總量只占全球排放總量的26%，以此證明其拒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有理”。除日本外，加拿大、新西蘭也拒絕加入第二承諾期，美國則游離于《議定書》之外，歐盟宣稱將加入第二承諾期，但拒絕上調目前承諾的20%減排力度。不僅如此，不少發達國家還試圖把不合理的減排指標壓給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在減排承諾上逃避責任，在技術援助上設置障礙，就連發達國家引以為豪的快速啟動資金，在統計上“移花接木”的手段也被諸多非政府組織戳穿。盡管一些發達國家聲稱，已經如約兌現甚至超額完成了總額300億美元的“快速啟動”資金，但相關信息極不透明。有研究表明，發達國家所公布的300億美元存在重復累加、虛報金額等現象，可謂嚴重“注水”。而發達國家承諾的到2020年前實現每年100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迄今沒有著落。

　　一些非政府組織專家認為，多哈的成敗系于資金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實現低碳發展、應對氣候災害都需要資金支持，而發達國家阻撓資金談判進程，卻又要求發展中國家加強行動，這不公平。

　　發達國家“傲慢”，是因為他們擁有資金、技術、產業方面的優勢，并借助這些優勢提出超越發展中國家承受能力的要求。然而，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發達國家都應該“自省其身，以身作則”。

　　其一，講歷史，氣候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長期排放的溫室氣體造成的，這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據測算，目前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約有80%是發達國家的歷史排放。換言之，發達國家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施害者，而發展中國家則是主要受害者。

　　其二，看現實，目前發達國家人均GDP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倍乃至數十倍，有的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仍在增長。發展中國家則面臨消除貧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艱巨任務，同時因處于國際產業鏈低端而承接了大量轉移排放，碳排放量適當增長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必然要求，而發達國家卻無視這一現實，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超出其能力的責任。

　　其三，論貢獻，如果要實現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到2020年要比1990年減少25%至40%，但目前發達國家的承諾平均只有15%左右，能否兌現還是個問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采取了“具有雄心”的減排行動。例如中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這充分顯示了為應對氣候變化做艱苦努力的誠意和決心。

　　3日至7日，多哈氣候大會將進入第二階段，即高級別談判階段。這被認為是大會有可能獲得突破的關鍵階段。分析人士認為，發達國家不會在減排目標和資金援助方面輕易讓步，未來幾天的談判必將還是激烈交鋒，不排除因進展不大而延期的可能，甚至會因發達國家的自私與頑固無果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