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學”時代，論文“質控”有解嗎？

  近日，有消息稱美國某大學已開始對一名“大腕”級PI展開嚴肅學術不端調查，并已暫封其實驗室。

該指向嫌疑較大的是美國東北大學教授托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目前，他有72篇論文被掛在同行評議網站Pubpeer上。

不久前，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格雷格·塞門扎（Gregg L. Semenza）也深陷“造假門”。此后，與他同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的彼得·拉特克利夫也受到質疑。

近年來，論文造假事件屢屢曝出，涉及人物不乏重量級學術大咖。這讓人們質疑“大科學”時代的論文品控是否越來越難？在動輒數十人乃至上百人的大團隊里，經常以通訊作者身份出現的學術帶頭人如何做到為每一篇論文負責？有人說“我們的圖片放錯了，但結論是對的”，他們的自我辯護成立嗎？……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采訪了包括諾獎得主在內的多位國內外專家。

液氮罐里塵封14年的線索

最近，猶他大學學者約瑟夫·普爾哈爾（Josef T. Prchal）一直在忙著“破案”，盡管“案發時間”已經過去近20年了。

他發表于2002年的一篇論文被人質疑“一圖多用”，而這篇論文的倒數第二個作者正是近日身陷“造假門”的諾獎得主塞門扎。

1988年冬天，普爾哈爾當時還在美國貝勒醫學院工作。他去俄羅斯的楚瓦什地區采集了一批楚瓦什紅細胞增多癥（當地一種特有疾病）患者的樣品。經初步研究，他們發現一種基因突變可能跟疾病有關。

之后，他們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塞門扎，以及牛津大學的其他合作者一起完成了這項研究。

被同行質疑的是一張蛋白質印跡（WB）數據圖片。在這項檢測蛋白質表達水平的實驗中，對照組和試驗組的條帶圖像看起來一模一樣。作者由此推論，患病個體（試驗組）和不患病的個體（對照組）相比，VHL蛋白的表達水平是一樣的。論文寫道：相關基因突變并不影響VHL蛋白的穩定性。

但有同行懷疑，這根本就是一張圖片被重復使用了兩次，從而得出蛋白表達沒有顯著差異的“偽結論”。而類似的問題，在這篇文章中還不止一處。

“很顯然，這張圖片的數據是站不住腳的。”普爾哈爾回復編輯說，“很不幸，我之前沒有注意到。”

接下來，就像調查一樁陳年舊案那樣，普爾哈爾嘗試聯系所有相關人員。上述實驗的實際操作者是論文第一作者——博士生索尼·昂（Sonny O. Ang），他當時在另一位博士后的指導下開展研究。

索尼·昂回復了導師的郵件。他表示自己當時使用的筆記本電腦作為機構財產，已經在畢業時歸還實驗室了。而所有相關的病人DNA、細胞和試劑等都保存在實驗室的冰箱里。

普爾哈爾只好再去翻冰箱和電腦。但他的實驗室在2006年搬過一次家，冰箱顯然有更替過。最終，他們在一些液氮儲存罐里，找到了這些封存至少14年的細胞。目前普爾哈爾正在嘗試用這些細胞重復上述實驗。

而另一項重要證據——索尼·昂制作的原始X光片，普爾哈爾還沒有找到。“我隱約記得我檢查過這些X光片。我想這個圖片可能是出現了剪切和粘貼錯誤吧。”他說。

“淪陷”的不只是圖片

“可能放錯了圖片”的博士生索尼·昂在回復導師時特意提到，其他科研團隊開展的獨立研究也得到了和本文類似的結果。

這一點耐人尋味——很多作者即便承認數據有誤，也仍然在為論文的結論辯護。塞門扎事件里另一位回應的作者同樣如此。他一方面承認“有兩張照片被無意間替換了”，但還堅持強調“這個無心的錯誤并不影響實驗得出的結論”。

“問題是，不管圖片是真的還是假的，作者都會自然而然地這么說。”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LSA發起人兼主席、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 J. Roberts）如此“吐槽”。

德國獨立科學記者、著名學術打假人萊昂尼德·施耐德（Leonid Schneider）對這種辯解不以為然。“論文的所有內容都會影響結論。”他對《中國科學報》說，“當數據被有意操縱時，整篇論文及其結論就會變得可疑。操縱越嚴重和廣泛，論文就變得越不可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欺詐，無論作者本人如何看待它。”

“為欺詐辯護的科學家是不誠實的，也不值得信任。”施耐德補充說。

“即便是所謂‘無心之失’，也至少反映出該實驗室的數據管理是馬虎的。”知名學術打假“獵人”伊麗莎白·畢克（Elisabeth Bik）對本報說。

“圖片PS”“一圖多用”等，是近年來許多被質疑造假和撤稿論文的關鍵詞。為什么圖片數據會成為論文打假的“重災區”呢？

“因為不以圖片形式呈現的數據，比如點狀圖、柱狀圖等，很難檢測到造假的痕跡——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好的方法來監控這些欺詐行為。”畢克表示。

此外，施耐德還特別提醒：“即便被認為更容易捕捉的圖片數據欺詐，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升級了。面對今天正在發生的高級欺詐行為，我們缺少技術，也缺少原始數據的支持來監測它們。”

“事實上，一些不誠實的科學家已經開始偽造‘原始’數據了，僅僅是因為先進的技術讓這樣做成為可能。”施耐德說。

在整個科研過程中，從樣品制備、實驗、數據篩選、數據處理、圖像處理……近年來各類問題時有報道。對此，多位學者在告訴本報，要科研保證過程“干凈”，根本在于對人的管理。“雇傭誠實的研究者是我的首選方法。”羅伯茨在采訪中反復強調。

“與工業產品不同，論文不可能有定量的指標。”科學網博主、中南大學教授喻海良對《中國科學報》說，“科研工作本質上是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因此論文的品控，歸根結底是對人的把握——如何把人管好，把人用好。”

“大科學”時代的論文品控

塞門扎等不少“大牛”學者造假事件背后，折射的是“大科學”時代的品控問題。

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實驗室的規模越來越大，跨機構跨國合作的范圍在擴大，論文的參與者在增多。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課題組，十幾名甚至幾十名的作者數，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而且，在那些規模較大的實驗室，PI（學術帶頭人）很少親自操作實驗，他們主要負責申請資助并監督工作。”畢克說，“這似乎是大多數實驗室的情況。”

因此，對諾貝爾獎得主等學術“大牛”來說，如何在這么大的團隊里確保每一個成員、每一篇論文、每一個數據的誠信，無疑是巨大挑戰。特別當多個團隊合作時，狀況還會變得更復雜。

那么作為PI，該如何防止各式各樣的欺詐在自己的實驗室里暗地滋長呢？

“首先，原始數據必須根據國際標準仔細記錄、可靠存檔。在此基礎上，PI有必要了解數據是如何獲得和分析的，并且確保這些結果可以在實驗室內重復出來，得出的結論具有統計意義。”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聯盟（LSA）科學顧問委員、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史蒂夫·凱伊（Steve A. Kay）對《中國科學報》說。

畢克給出的建議則是：“PI應該定期與實驗室成員見面，了解他們的研究進展。這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見面，還要檢查手稿中的數字是否與實驗室中獲得的數據相匹配。如果PI沒有時間，就應該任命高級實驗室人員來接管這項責任。”

“PI應該記住，只在自己真正參與研究的論文上署名，而不能僅僅因為你是這個學院的院長或系主任。如果發現了不當行為或嚴重錯誤，還要對其更正或撤回負責。”她說。

“科研工作本質上是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因此論文的質控，歸根結底是對人的把握——如何把人管好，把人用好。”科學網博主、中南大學教授喻海良對《中國科學報》說。

科學界需要自凈能力

盡管PI管理不善、“‘一作’坑‘通訊’”“學生坑老師”等情況頻繁發生，但這絕不是論文造假僅有的模式。

事實上，韓國的黃禹錫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等學術不端事件中，PI本人都并非蒙在鼓里。近日還發生了天津大學教授張裕卿長期造假，被學生舉報這樣的極端案例。

“打擊科研造假的關鍵在于，震懾必須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像如今我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只有學生會受到懲罰——PI不應該凌駕于法律之上。”施耐德說，“如果教授可以發表多篇剽竊或篡改數據的論文而不產生任何后果，他們又怎能教導學生不作弊呢？”

“我們要警惕，科學欺詐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病，靠公眾和慈善機構的錢過活。它正在破壞科學，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它趕走了誠實的研究人員，讓騙子繁殖并接管科學。”施耐德說，“科學界及資助機構必須對科研造假采取行動。取消對騙子的資助。不給他們一分錢，抵制他們！”

“對于如何預防學術不端，我沒有明確的答案。”在與論文造假戰斗多年后，伊麗莎白·畢克曾對本報表達自己的無奈，“欺詐無處不在，各行各業都有，或許人們永遠無法完全阻止它。”

但此次接受采訪時，她表示自己“仍然堅定地相信科學”。“我希望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做的事情（學術打假），可以讓科學界獲得一種自我修正、自我凈化的能力。”

就在記者撰寫本文時，一則消息傳來：美國某大學近期已開始對一名“大腕”級PI展開嚴肅學術不端調查，并已暫封其實驗室。

目前該指向嫌疑較大的是美國東北大學教授、美國醫學和生物工程研究院院士托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他曾發表至少403篇論文，獲得32個ZL，基于其技術已成立了9個公司。

在畢克等人的密切關注下，韋伯斯特已有72篇論文被掛在Pubpeer上，其中10篇已經勘誤，4篇已經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