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逢春院士憶高考：回望來路，依舊不可思議

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湖南大學工程力學專業學習。現任電動車輛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曾任北京理工大學副校長。主要從事車輛工程和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研究，創建了中國電動商用車、充/換電站系統、車輛網等系統技術體系。在電動車輛系統技術、電驅動系統關鍵技術、充/換電站技術、車輛運行監測與控制技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曾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2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項、獲何梁何利獎及省部級獎多項。獲國家技術發明ZL授權65項，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專著8本。201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作為40年前那次高考的親歷者，回望來時路，一切依舊是那么不可思議。恢復高考，給我這樣一個求學無望的農家子弟，還有我們那一代人，不單單是一次選擇的機會，更是使我們度過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高考會回來的”

1958年6月，我出生于湖南省臨澧縣的一個偏遠山區，家中總共七個孩子，而我是唯一的“讀書人”。1972年底，我初中畢業后考入了臨澧縣四中，由于學習努力，成績比較好，頗受老師的關注。當時還處于“文革”后期，全國的大學都停止招生，恢復高考遙遙無期，一切都顯得十分混亂。當時在校期間基本不上課，而是“學工、學農、學軍”，但老師不容置疑地對我說，“高考一定會回來的，你要抓緊時間學習！”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老師悄悄送了我幾本書，有《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學》和《電工學》。就這樣，原本藏在內心深處的考大學的“幻想”，再一次徘徊在自己的腦海。

嚴格說來，在我的中學歲月里，算得上真正讀書的時間只有初二和高一這兩年。進入高二之后，學校實行“半耕半讀”學制，我們一邊學習物理知識，一邊學習、幫助老師修拖拉機和抽水機等農機具。正是這一段經歷，練就了我現在較為突出的動手實踐能力，現在研究新能源汽車，似乎又回到當年的“拖拉機本行”了。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稍微正常的學習秩序又被打亂了。年底高中畢業，我回鄉干農活。修過農機，跟著大隊書記去生產隊“蹲點”，到縣委黨校學習后回家寫墻報，還干過農業技術員，后來被派到縣里辦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民辦教師培訓班學習。

沒想到命運又跟我開了個更大的“玩笑”——因抱怨“勞動大學”的上課學習時間少，就被下放生產大隊的磚瓦廠勞動改造，每周還要寫思想檢查。印象最深刻的是磚瓦廠里常年熱氣騰騰，溫度很高，大家勞動時都是赤膊上陣，整張臉被煙氣熏黑，只能看見兩只眼睛。當時沒人能體會我的苦悶，我常常在晚上一人爬到磚窯頂上，抬頭數天上的星星。沮喪、失落、彷徨，不知道自己以后會去向哪里……然而，就在這種艱難的處境下，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了。

聽說高考恢復了，我二姐就一直勸我要珍惜、把握好高考的機會，畢竟家里面就我一個人讀書，承載的不僅是自己的人生，也是整個家庭的希望。但我們當地對考生報名的條件很高，包括家庭政審、個人經歷、政治表現等方面要求很嚴。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宣布恢復高考。但我卻被告知，“勞動改造”者不能報名高考。后來，聽說是我們原來的中學校長找到了公社黨委書記，說“如果孫逢春不參加高考，那我們公社會被‘剃光頭’”。公社黨委書記還特地專程向主管教育的副縣長匯報。副縣長表示：孫逢春可以參加高考，但一定要考大學，不能報考中專。1977年11月底，公社派人通知我，可以報名參加高考！就這樣，我成了全公社近800名考生中最后一位報名者，而當時距離高考只有3周時間。

當時我并沒有感到太匆忙，因為自己覺得原來的學習成績好，“底子”打得牢。上學的時候還一直幫老師批改同學的作業，老師油印考試試卷的“鋼板”也是我來幫忙刻制。另外，高中畢業之后，我也一直沒有放棄學習。

由于復習時間緊迫，我只能抓緊每分每秒。但那個年代，農村不通電，晚上看書學習都是用油燈。那時每戶人家每個月只有半斤煤油的限量指標，要想三個星期晚上都挑燈夜讀，便只能集全家之力。當時已經成家的哥哥姐姐們，都把家里的煤油拿來供我復習。

就這樣，我于當年年底參加了高考。但自我感覺考得不理想，雖然數理化科目考得還可以，但語文和外語填空題有很多沒做出來。又因為在大隊磚瓦廠勞動，信息閉塞，有關時政方面的知識知之甚少。考完第二天，我便開始新的復習，準備好來年再戰了。

入學一波三折

參加完高考，父母就沒有再提這件事，其實我知道他們是怕我考得不好受刺激，只是沒有明說。可憐天下父母心！

高考后不久，村里發生了盜竊案，公安局來人辦案，而當時村里讀書認字的人不多，便讓我當辦案的臨時書記員。由于自己對能否考上大學沒多大把握，于是白天工作晚上復習，不再糾結已經過去的高考了。

過完春節后，有一天我跟著公安局的警員到小鎮辦案，晚上8點多剛取證回賓館，正好撞見我二哥。原來二哥特意趕到小鎮，一家家賓館找我，一見面便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你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來啦，郵局的人還在家等著呢。”當時的自己忽然覺得腦中一片空白，幾乎難以置信！

聽到消息后，我找附近警局的值班人員借了一輛自行車，趕緊回家。一進家門，就看到送信的郵遞員居然還沒走，母親正在熱情招待他。郵遞員見到我就說：“把大學通知書交到你本人手上，我才放心。”當我接過錄取通知書，一眼看到錄取我的是湖南大學工程力學專業時，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腦子里只想著：終于考上了！

后來聽說在等待錄取通知書期間還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一個盲人路過我們村，在我家討水喝，他告訴我母親，家里會出貴人。后來我錄取通知書到了之后，這個盲人又來了，母親圖個吉利，高興地給了他五升米和兩塊錢。可見我考上大學，母親心中格外歡喜。

那一年的考試，我們全公社總共就三個人考上了大學，其中我的考分最高。高考的錄取通知書是分批送的，我的錄取通知書是當時整個公社第一個送到的。

原以為很快便可以如愿跨入大學之門了，但現實卻并沒那么順利。

當時，初錄之后還需要體檢，那時我很擔心體檢出問題，因為我在1973年中考期間，曾得過急性肝炎，身體不適時，是物理老師親自把我背到考場參加考試，考試結束后又背回老師在學校的家讓我休息，第二天繼續背我進考場。當時我曾默默地想，唯有努力學習方能報此師恩。由于當時沒怎么治療，所以也不知道肝炎有沒有完全治好。心想歷經坎坷拿到了大學入學通知書，如果萬一有肝炎失去這次機會，自己是不甘心的。聽說紅糖可以縮肝，但要提前兩小時吃，于是，我硬是委托兩個哥哥籌集到一斤多紅糖，在到達近十公里外體檢地方之前，硬是將全部紅糖干巴巴地吃下去了，膩得不行也只能喝點路旁池塘中的水，以至于現在再也不想吃糖了。

當時的我只想著要考上大學，一定要繼續讀書，這種迫切的心理可能只有我們那個年代似乎沒有任何希望的人才有吧。

過了體檢關之后，緊接著的政審好像也有“問題”，因為我父親在解放前曾經干過“偽保干事”，政審關恐怕不好通過，這讓我憂心忡忡。

政審當天，生產隊召開了近200人的社員大會，大家就我能不能上大學進行投票。投票的時候，大家議論紛紛：“這么聰明的娃兒，不上大學多可惜啊！”“我們村里出個大學生，那可真不容易啊！”不少鄉親都認為，如果我能上大學，是生產隊、全公社的榮譽。就這樣，政審得以順利通過。

終于可以去學校報到了。離家時，父母籌集了六塊錢給我做路費，大哥幫我挑著生活用品和雜物，我背著個包，徒步39公里去縣城汽車站。結果到了車站，卻沒票了，只好花兩角錢住了一晚招待所。第二天坐了一整天長途汽車，到達長沙市溁灣鎮已是晚上11點多了。當時學校負責接新生的時間是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接待點沒人了。我就走過湘江大橋到了河東的湖南旅社，花5角錢在旅社的過道里湊合了一晚。

第二天，我順利進入湖南大學，被分配在工程力學專業師資力學班，從此開始了我心向往的大學生活。

從收到湖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到乘車來長沙報到上學，雖然經歷了許多曲折，身體也感到有些累，但心情卻是非常愉快的，因為我對今后的學習生活充滿了希望！

感恩我的大學

初到湖南大學，用“劉姥姥進大觀園”來形容自己一點兒也不為過。從小生活在湘北山村，見到的不是大山就是小河，而現在，第一次看到這么多的高樓，這么寬的馬路，自己的胸前戴著湖南大學的校徽，那種感覺真是無比興奮、無比驕傲。

想起當初填志愿的時候，我幾乎是將可能的學校都填上了，覺得只要錄取就行，但是專業志愿選的就是自己較為擅長的數學和力學。當時湖南大學的力學師資班是錄取分數最高的專業，自己覺得高考成績應該是很不錯的。進入大學后跟人一比，才知道自己簡直是“井底之蛙”，身邊的高人很多，比如我們班的陳政清大哥等。在課堂上，老師常常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和同學一起討論、研究學術上的問題。

當時感觸最深的是湖南大學的學風，大家學習起來真的是如饑似渴，所有同學都摒除雜念，認真學習。有時課程少，便利用空閑的時間，看遍了圖書館所有數理方面的書。當時學生中間盛行“看牛”一說。其實是當課程少時、稍有點空余時間，同學們會在岳麓山下、愛晚亭旁專心看書。一個小板凳、一頂草帽、一個書包、一個水壺，一看就是一下午，似乎是沉迷于書中而不能自拔。

大學的時光是非常值得回憶的，我到現在依舊非常感謝當時共同追夢、學習互助的一群人。當時的我無疑是班里面最窮的，借著助學金支持才能安心求學。即便如此，當時18塊錢一個月的助學金，除去學校分發的14元錢飯菜票之外，剩下的4塊錢全被我用來買書了。那時候對書的喜愛，對知識的渴求，學習上爭分奪秒，那種求學的迫切心情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

因為我來自農村，得到老師同學的許多幫助，所以我也總想著盡己所能為大家做些事，于是便主動要求擔任學生會的生活委員，為同學們服務。令我終生難忘的是，1980年夏天，家鄉山區漲大水，家中被洪水沖得一無所有，班上的同學自發捐糧票、捐款來幫我渡過難關。可以說，我的學業就是靠學校助學金和同學的自發捐款幫助完成的。如果沒有學校、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我完成不了學業。如果沒有當時在湖南大學打下的扎實基礎，就沒有我今天的成績。所有這些，我一直記在心中，也一直鞭策、激勵著自己，要為國家和社會多作貢獻。

大學畢業后，我考上北京工業學院（即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車輛工程專業的研究生。為了學習更多的知識，1987年我去了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攻讀聯合培養博士學位，這是我國第一批與國外聯合培養形式的博士生。當時我十分珍惜時間，經常提前去教室，或看書學習，或幫老師整理上課物件。在實習時發現了電動汽車這一新的發展方向，當時就感覺中國汽車產業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學成之后便毅然回國，就想主攻電動汽車工程和新能源汽車研究。回國時，我帶的一個小型集裝箱內全都是電動車資料和有關論文，當時的心情真是“學成未敢忘報國，愿以奉獻謝師恩”。

40年過去了，那場難忘的人生大考，給我，給我們這一代人，帶來的是刻骨銘心的不凡經歷、非同尋常的異彩人生。現在回憶起來，依然是激動與奮進，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感恩！

孫逢春（前排左一）     孫逢春（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