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們的工作很不仔細，把圖的方向搞錯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細，應該向他們學習。”尹贊勛指著手中報告里的一張圖，很嚴肅地對身邊的年輕人說。
年輕人叫范嘉松。半個多世紀后，當88歲高齡的范嘉松回憶起這件事時，臉上仍不由得一陣陣發熱：“尹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地學家。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讓我一生受益。”
作為我國古生物學、地層學的奠基人，尹贊勛總結了中國的志留系，發表了《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奠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基礎，贏得了“尹志留”的美稱。
“尹先生對筆石、三葉蟲等各個門類都深有研究。”博學多才、治學嚴謹是尹贊勛留給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發的精神魅力，影響了范嘉松，影響了女兒尹文英，也影響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學后起之秀。
拓荒地學
尹贊勛1902年2月出生于河北平鄉。少年時代頗為顛簸，自幼跟隨父母輾轉于河北、山西等地。1912年，尹贊勛隨母親回平鄉，就讀于縣立高等小學，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學。1919年，這位聰慧、好學的少年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
在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響下，有著一腔熱血的尹贊勛也萌發了“科學救國”的志向。當時，到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歐美求學，尋求“科學救國”的良方，成為那個時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選擇。
1923年9月，尹贊勛到德國學習經濟學。兩年后入讀法國里昂大學。留法期間，他充分利用假期時間，開展野外地質旅行，并攻讀地質和古生物學。1931年3月，尹贊勛在里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學成回國后，尹贊勛被聘到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師，同時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課。
工作、授課之余，尹贊勛沒有放棄古生物學研究工作。在尹文英的印象中，父親經常告別家人赴外地考察。有一次，尹贊勛遠赴云南進行地質考察，歷時16個月之久。
正是大量的野外實地考察，為尹贊勛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使其在古生物和地層學方面取得了豐碩成就。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尹贊勛發表過多篇論著，其內容涉及三葉蟲、筆石、頭足類、腹足類、雙殼類、珊瑚、腕足類和錐石、古哺乳動物、古魚類和古植物等門類的化石。他出版的三部《中國古生物志·乙種》，奠定了我國古生物的研究基礎。
“知識面非常廣。”范嘉松說，“許多人只能專注于一個化石門類研究，但尹先生在古生物各個門類都做過工作，且研究都非常深入。”
尹贊勛對單筆石科的分類有獨到見解，區分出弓筆石亞科，其建立的卷筆石是我國古生物學家建立的第一個新屬；他對“二葉石”即三葉蟲爬跡、魚類化石的鑒定，是我國最早期的生物遺跡化石研究；他對化石珊瑚生長紋所反映的生物節律分析，與天文周期變化聯系起來，探索了古生物學與天文學、地質學的結合，是非常有意義的開拓性工作。
在地層學方面，尹贊勛總結了中國的志留系地層形成、分布等情況，發表了《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南方的志留系地層進行系統的劃分和對比研究。
他還研究了奧陶系、石炭系、二疊系、三疊系和侏羅系地層。他對中國地層的研究促進了地層學的規范化，推動了地層學基礎理論的發展。
1955年，尹贊勛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春風化雨
1956年，中國科學院組建了地學部，尹贊勛調入中科院工作，任地學部主任。同年，受中科院地質研究所（以下簡稱地質所）所長侯德封之邀，他進入地質所工作，任地層研究室主任。
正是從那時起，范嘉松的工作和尹贊勛產生了交集。范嘉松1953年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后，進入地質部工作。因原有的地層表資料年代已久，時任地質部部長李四光提出要重新編寫《中國區域地層表》，這項工作最終確定由中科院地質所地層研究室負責。范嘉松于是調入地質所新成立的中國區域地層表編輯委員會，參與編寫工作。
因報告里的圖片弄錯方向被尹贊勛批評，范嘉松從此在工作中兢兢業業，再不敢有絲毫馬虎。
雖然對人嚴格，但尹贊勛在學術上卻從不吝嗇對年輕人的提攜。
1958年，范嘉松跟隨尹贊勛在祁連山地區做地質調查，采集了許多三疊紀雙殼類化石。剛入古生物行業不久的范嘉松，對古生物化石的鑒定處于基礎階段。
“搞古生物研究，一定要掌握化石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尹贊勛總是很耐心地解答范嘉松的各種問題，鼓勵他解決遇到的困難。“古生物化石研究，要注意多對比。不同門類的化石之間，相同門類中不同種類的化石之間，相同點是什么，不同點是什么，你要馬上拿筆記下來。”
在尹贊勛的細心指導下，范嘉松學會了怎樣鑒定古生物化石。“尹先生教給我的學習方法、鑒定方法，使我一生都受益匪淺。”
1961年，范嘉松跟隨尹贊勛前往廣東開平、恩平等地區進行野外考察，尋找侏羅系海相地層，以查明這些地區在早侏羅紀是否發生了海侵事件。
范嘉松采集了雙殼類等許多化石。但在研究中，由于相關文獻資料非常少，范嘉松不知道侏羅系地層有哪些標志性化石，也不知侏羅系地層研究有哪些相關文獻，便向尹贊勛請教。
沒過幾天，尹贊勛就給范嘉松找來一本英國人編寫的《世界侏羅紀》，在書后所附的上百篇文獻中，親自用筆畫出了幾十篇最主要的文獻，讓范嘉松查閱這些文獻資料。
“看了文獻，有好的、重要的內容，也要隨時記下來，這樣研究工作可以省時省力。記下來的東西，要時刻進行匯總，就會成為自己的觀點。”尹贊勛說，“這是我自己多年來總結出的經驗。”
桃李天下
作為一位研究領域廣泛的地學家，尹贊勛是我國地學事業的組織領導者、設計者和管理專家之一，而其在地質教育上的貢獻，更促進了我國地學人才的培養。
新中國成立后，尹贊勛的才智和學術領導才能得以充分發揮，他全力以赴為新中國地學事業不懈工作。上世紀50年代，尹贊勛在地質研究領域先后擔任了多個職務，并領導大量實際工作。
他長期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的領導工作，是中國古生物學會擔任理事長時間最長的一位科學家，對我國古生物學發展和國內國際學術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尹贊勛負責地學教育工作，對地質專業教學、地質院系調整運籌帷幄，悉心擘畫。
“他是一位熱心地質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教育家。”范嘉松說。
1960年，尹贊勛主持制定了《中國地學發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這是我國地學發展的重要規劃性文件，對我國地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贊勛還擔任新組建的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為我國培養了大量的地質事業人才。“在北京地質學院任職期間，他竭盡全力推進各項教學工作，培養了大批學生，滿足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地質人才的需求。”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鴻禎在世時曾在紀念文章中這樣評價。
在他的指導下，穆恩之、盛金章等一批青年人才后來成為地學研究中的翹楚，在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穆恩之、盛金章后來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尹贊勛的言傳身教，對尹文英的影響也很大。她還記得上初中時，每逢星期天和休假，只要有時間，父親就帶著她到西郊一帶的山區去實地觀察，教她認識各種礦物、動物和植物。
“正因為這樣，我從小就養成了觀察大自然的濃厚興趣，這對日后從事生物學研究大有裨益。”尹文英說。后來，尹文英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
20世紀80年代，尹贊勛仍帶病參加各種學術活動，積極建議加強地球科學基礎研究，推動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巖石圈計劃”。在住院期間，他仍惦念著地球科學的改革，向中國科學院、中國地質大學等提出多項改進教學、加速人才培養的措施意見。
而今，他的愿望都已成為了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