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制度加聲譽機制凈化市場的有效途徑

　　去年，一位著名職業打假人組織多名消費者，先后在全國各地購買了60余輛“國二”假冒“國四”的輕卡汽車。運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的3倍賠償懲罰性賠償權利，結合《產品質量法》和《刑法》，通過向主管部門舉報、開展法律訴訟等，成功凈化了違法排污的輕卡汽車市場，解決了執法部門多年未能解決的“國二”發動機冒充“國四”發動機汽車的違法違規問題，并創造了有職業打假人以來最高額度的懲罰性賠償紀錄，成為我國懲罰性賠償的一個典型案例。

　　 無獨有偶，也是在去年，多名消費者聯合購買了一批違法違規生產的超標三輪摩托車，通過同樣的方式，并結合輿論監督，更快地促進了三輪摩托車市場的凈化，同樣解決了執法部門長期未能解決的該類摩托車“違反機動車生產一致性”的違法違規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消費者獲得了高額賠償，違法企業被主管部門處罰，并特別得到了新聞媒體的持續關注。迫于市場聲譽的壓力，生產企業將違法違規產品退出市場。

　　 同樣，自《食品安全法》頒布以來，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支持食品藥品領域‘知假買假’行為”出臺以來，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運用該法“10倍賠償”的懲罰性條款獲得高額賠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懲罰性賠償案例高潮，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對凈化食品市場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

　　 在這些案例中，懲罰性賠償機制與聲譽機制的結合發揮了有效的作用。究其原因有3：

　　 首先是我國法律環境的持續改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的實施，黨中央、國務院加大了依法治國的力度，以高壓態勢反腐，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部分監管和執法部門依法監管、依法行政的意識不斷提升，法治環境不斷改善。

　　 其次是法律修訂逐步向消費者傾斜。《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3倍賠償”、《食品安全法》“10倍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支持知假買假”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修訂，進一步向消費者傾斜，懲罰性賠償額度進一步提高，激發了消費者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熱情，使消費者成為參與質量問題綜合治理的一支自覺力量。同時，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提高了違法違規企業的成本，對違法違規企業構成了有效威懾。

　　 第三是聲譽機制的效力進一步釋放。隨著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落實，信息公開力度的加大，38個部門聯合簽署的《失信企業協同監管和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建立的聯合失信懲戒制度以及中宣部等4部門印發的《關于禁止有償新聞的若干規定》、《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新聞采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試行）》等要求，抵制有償新聞、“有償不聞”的要求，使新聞媒體的信息發布進一步規范，公信力進一步提高。這些措施的出臺，為市場聲譽機制的有效發揮提供了制度保障，聲譽機制的效力進一步釋放。

　　 進一步加強懲罰性制度與市場聲譽機制的探索研究，不失為凈化市場的一種創新途徑——一個低行政成本、高效快捷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