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將迎改革契機

　　“此次疫情暴露了我國城市應對重大疫情的脆弱性和應急管理功能的不足，對于我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是一個重大改革契機，我們應借此契機盡快對其科學完善。此次疫情，將成為我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建設大發展的重要節點。”針對此次疫情中防控體制機制和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方面所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管理科學及工程管理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學校長陳曉紅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直言問題，又充滿期待。

　　當前，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方面有哪些漏洞和缺失？如何完善和健全？陳曉紅分享了她的新思考，并提出了針對性建議。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目前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兩方面存在哪些短板、漏洞和弱項？還有哪些是缺失、尚未建立的？

　　陳曉紅：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重大疫情應急管理頂層規劃設計落后。我國公共安全應急管理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定位和規劃尚不明確，使得疫情應急管理體制固化，管理效能層級遞減，缺乏應變能力。

　　公共衛生基本設施保障落后，與現行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初期防控預案缺乏、數據共享及轉化應用渠道不通暢，野生動物市場監管乏力；疫情應急法治建設滯后，難以落實；應急資源普查、災情數據庫等基礎性工作較為薄弱。

　　目前政府危機治理技術仍然是簡單化、碎片化的應用，數據、決策、指揮、應急、智能反應等環節間缺乏互動，難以為重大疫情應急決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疫情應急多元主體協調機制缺失，存在多頭指揮、救援力量調用過度、各自為戰等現象，造成重復建設、資源錯配，同時社會參與水平較低，制約智慧治理的自主性、創新性的發揮。

　　我國缺乏專業化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應急人才，部分應急管理人員難以承擔指揮職責；復合型救援隊伍非常欠缺，專業型應急救援志愿者隊伍匱乏，專業應急救援經費不足，人才流失嚴重。

　　《中國科學報》：目前，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以及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時，有哪些基礎和優勢？

　　陳曉紅：首先是在經歷“非典”疫情后，我國全面啟動了應急管理建設，將突發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四類，按特別重大、重大、較大與一般四級實行分類分級管理。

　　我國還基本建立了以屬地管理為主，政府統一領導，各部門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的應急管理體制，在中央與地方形成了統一協作、層級分明、職責清晰的應急管理機構，并先后制定了與應急管理相關的規章制度。

　　此外，2013年國務院實行機構改革，發布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在政府部門中增設應急辦作為應急體系中的重要部門，力求打破部門、央地隔斷，進一步完善了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體制。以及在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新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急管理部，著力整合分散的應急資源，集中各應急管理機構，朝著優化協同高效、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方向推進。

　　《中國科學報》：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國醫療資源不均衡的問題，大醫院“人滿為患”，基層醫院并未充分發揮出作用，您如何看待基層醫院在公共衛生體系中的作用？

　　陳曉紅：基層醫院直接面對地方人民群眾的醫療服務與健康需求,是公共衛生事件發現、報告、防控的重要部門，在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發揮著主力軍作用。

　　建立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的醫改下一階段任務要求。截至2019年6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達100.5萬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95.1萬個，說明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組成，不僅依靠單一公立醫院或者公立醫療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應起到主力軍作用。

　　我認為基層醫院建設存在公共衛生服務功能削弱、人力資源嚴重缺乏、硬件設施滯后和社會信任缺失4方面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我建議，一是要加大基層醫院建設投入，應該建立公辦的社區醫院，或者是公私合營的社區醫院。現在基層醫院大都是民辦的，質量有時很難保證，也很難增加投入。

　　二是借助智慧技術，打造綜合服務平臺。基層醫院的服務項目不應只局限于預防保健、健康體檢、突發事件處理等方面，應采用互聯網、大數據、云平臺技術，積極開展及落實健康檔案、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在線教育等項目服務。

　　三是構建醫護人員生態圈，強化人才隊伍建設。適度提高基層醫生基礎工資，注重醫生的需求及成長。同時建立大醫院支持基層醫院的體制機制，加強宣傳提升老百姓在基層醫院就醫的信心。

　　四是健全監督協調機制，增強社會公信力。加強政府、社會及第三方機構多方監管工作，通過互聯網渠道宣傳法制觀念、文明就醫理念，改善醫患關系。

　　《中國科學報》：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完善過程中，國外有哪些經驗可供我們借鑒？

　　陳曉紅：美國的應急管理機構由聯邦政府、州政府、縣、市和社區五個層級構成，五級應急響應機構可以覆蓋全國各個領域，同時擁有一套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資源保障系統，確保及時有效充足地提供人財物資源。美國聯邦應急管理機構根據突發事件的強度與規模劃分不同等級，在一定范圍內由地方應急管理機構處理，超出范圍的由聯邦應急管理機構評估后作出決策。

　　日本是三個層級的應急管理機構，由中央、都道府縣與市町村三級組成。未發生災害時，三級政府召開防災會議；在災害狀態下, 成立臨時機構組織應對災害。在日本的應急管理機制中，不僅有國家的參與，社會組織與公民都需參與防災應災事務，行政主體及時調整相關防災政策、預案與法律，公共服務機構與執行機構分工明確，共同承擔保護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義務。

　　澳大利亞的應急管理機制同樣重視普通民眾的作用，國家組織正規的技術培訓，使志愿者掌握各種救援技能，達到國家認可的資質，以便在災害發生時成為訓練有素的救援人員。

　　《中國科學報》：通過此次疫情，您認為應如何提高我國應急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我國疫情治理能力？

　　陳曉紅：應加強現代信息技術，即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技術在疫情應急管理中的深度應用。

　　一方面，加快完善城市重大疫情應急管理數據庫建設，通過云采集、云存儲、云計算等新興技術支撐重大疫情的大數據運行，打破數據孤島，對接智慧城市大腦系統數據庫，整合應急管理部，會同衛健委、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運輸部等部門組織有關專業機構，跨部門跨區域整合手機定位、交通客運、企事業單位與社區人員登記等大數據資源，完善聯動協作平臺機制，推動多平臺運營支持與資源聯動，提高全國疫情數據庫的準確性與及時性。

　　另一方面，研發和部署重大疫情監測設備設施和后臺配套軟件，針對重大疫情城市風險隱患，承接國家互聯網5G戰略發展，進一步升級利用對疫情海量信息進行快速分析能力，充分合理利用大數據資源，不斷更新流行病模型，做好疫情趨勢科學研判，驅動應急決策智能化。

　　《中國科學報》：如何進一步建立健全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體系？

　　陳曉紅：首先，在公共衛生專項預案編制過程中，應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應急資源、能力，嚴格執行應急預案框架指南等有關規定，積極推進預案數字化建設并進行應急預案動態管理，尤其是加強市、縣衛生行政部門和二級以上醫療衛生機構應急預案建設。

　　其次，加強公共衛生安全應急預案演練和社會公眾應急宣傳培訓，通過新媒體等手段及時展開重大疫情防控應急預案宣傳培訓并進行實地演練。

　　在新形勢下，公共衛生安全應急預案體系同樣也必須引入軍民融合機制。完善統一領導、軍民協調、順暢高效的組織管理體系，建立軍民一體、聯動聯保的網格化保障體系，拓展國防資源民用功能，加強在物流配送、防疫急需品生產等領域的合作，發揮軍民融合、軍民聯動優勢來共同應對疫情。

　　此外，還要完善重大衛生事件復產復工預案，完善相關企業復工申報備案制度，減少復工復產審批手續，嚴格把關企業聯動防控機制構建、防控方案制定、員工信息排摸等重點方面工作，協助企業做好復工報批工作，實現分類分區分時段有序復工。

　　《中國科學報》：您提到我國專業化醫療人才缺失的問題，應如何加強我國專業化醫療人才培養？

　　陳曉紅：一方面，要進一步培養高層次的公衛流行病學專家，加強各個公衛學院對急性傳染病(或新發傳染病)的教學和科研，在重點公衛學院建立新發傳染病的碩士、博士學位和博士后工作站。

　　另一方面，除預防醫學、臨床醫學等醫學學科背景人才外，我們還需要高校在專業設置和規劃中，對衛生經濟、衛生管理、衛生政策等跨學科專業加以強化，改變相關專業、學科目前邊緣化的狀態，培養一批掌握現代經濟學和公共管理理論的復合型人才。

　　《中國科學報》：重大疫情事件中對國家儲備能力也是一項重大考驗，在進一步健全國家儲備體系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陳曉紅：我認為，首先要完善儲備立法修規，大力推進國家儲備依法治理。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戰略物資儲備法律，存在立法分散、立法滯后、立法位階偏低等問題，制約了各類儲備統籌協調，也不利于各類儲備的規范管理。

　　還要建立儲備資金保障體系，加大公共衛生設施投資力度，加強資金管理與應用。儲備資金的收支及運營管理由國家統一控制，根據國家需要控制儲備資金額度。

　　同時，在科學研判世情、國情的基礎上不斷優化戰略儲備物資的品種結構，根據國家戰略安全的需要適時調整戰略物資儲備的品種與規模，進一步提高應急響應能力。

　　此外，還應系統謀劃、統籌協調，提高物資儲備協同保障能力，同時加大數據共享應用力度，提升物資動態管理水平。建議結合我國戰略物資儲備發展現狀，統一標準和規則，滿足大數據應用對基礎設施建設和數據采集的要求，構建科學高效的儲備信息管理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