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需要怎樣的“好老師”

　　得創新人才者得天下。一直以來，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都廣受全球高等教育界關注。而在不久前，荷蘭學者的一項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內一些學者的關注。

　　該研究發現，頂級學者大多是“低劣”教師，考慮到一些人才頭銜基本憑研究質量獲得，因此可以推斷：“帽子”越多、越高的教師，教學越差，對學生，特別是對本科生越沒有用。就此，有國內學者也提出，對于創新型人才培養來說，大學標簽和人才“帽子”如果不考慮教學而完全基于科研，對學生來說充其量只是“天邊的云彩”。

　　對此，筆者有些不同看法。

　　“拔尖創新人才”這一概念主要傳達的意思是這類人才在其所在的學科、技術領域作出了創造性貢獻。由于基礎科學和技術的本質有所不同，“創新”也相應有差異。比如，在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按照美國學者庫恩的判斷，大多數科學家在常規科學范式中都從事著“解難題”的活動，能解決一個難題就是完成了一次小創新；大的創新則與對“反常”的識別有關，也與提出新范式解決“科學危機”有關，后者就是“范式躍遷”類型的重大創新，是顛覆性創新。在技術領域，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的觀點，技術創新是技術元素重混產生的“自主”進化。

　　在教育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一般人才培養的教育規律有所不同，因而對于誰是“好教師”進行評價時，我們需要注意這些根本性不同。迄今為止，“錢學森之問”仍是一個真問題。

　　那么，我們能不能用學生某門課程的最終考試成績衡量教師的教學水平，從而判斷這名教師是否為“好教師”呢？

　　錢學森在教學過程中曾經對自己的問題有所回答。據他的秘書涂元季回憶，錢學森在中國科技大學的某次考試是一次開卷考試，試題只有兩道，第一題是概念題，占30分；第二題70分，幾乎難住了所有學生：“從地球上發射一枚火箭，繞過太陽再返回地球，請列方程求解。”考試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到中午仍無人交卷，中間還有兩個學生暈倒被抬出去。考試時間延長了一個下午，大部分學生還是做不出來，導致學生都沒有及格。最后，錢學森將分數開平方再乘以10算是最終成績，及格的實際成績變為36分。錢學森最后決定，這個五年制班級的學習時間再延長半年。

　　“此在”是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創造的概念。對于個體而言，他們如果能參與創造的進程，其所“在”之處需要在學科前沿。這意味著即使一個學生智力出眾，在數學、物理等方面表現出“超常”能力，如果沒有機會到達前沿或不愿到達前沿，他就沒有機會參與創造的進程，進而成為“拔尖創新人才”；這同時意味著即使一個學生智力一般，其如果在學科前沿，仍有可能參與創造進程并有所貢獻，進而成為真正的拔尖創新人才，如科幻小說《三體》中的羅輯和云天明。因此，有能力把學生帶往前沿就成為能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好教師”的最基本特征。教師需要“親自”參與科研，才能知道前沿到底在哪里。

　　教師自己在科學前沿的同時，還需要在教學和考試中通過“挑戰”教學法把學生也帶往前沿。錢學森考試中所采取的就是“挑戰”教學法。他在考試中向所有學生提出了“挑戰”。如果我們用這門課程中學生的學習成績對錢學森是不是好教師進行評價，很可能就犯了錯誤。

　　另外一個“挑戰”事例來自1970年菲爾茨獎得主、日本數學家廣中平佑。

　　在一本著作中，廣中平佑曾回憶起引導他進入數學領域的老師，也就是他初中老師谷川操。后者在初中的教學和考試中，也采用了“挑戰”教學法。

　　“谷川先生的教學方法，用一句話說就是故意刁難學生……他不是讓人死記解題的方法，而是讓人掌握解題過程中的思想。所以，他幾乎從不給出答案，也不熱心教授解題方法。常常是講到中途就放下粉筆說道：‘這是解題思想，請自己思考。’考試時常常有許多人得零分，平均分數也只30分左右。”

　　谷川操在教學和考試中向初中學生提出了挑戰。如果我們用這門課程的學生學習成績對其是不是好教師進行評價，也很可能犯錯誤。

　　另外，我們能不能用學生對一門課程最后的評估情況衡量教師的教學水平，并判斷其是否為“好教師”？

　　錢學森在這次考試中，上午就將兩名學生“考暈”，還讓整個班級延長了半年才畢業。如果將學生作為“消費者”，讓他們對錢學森的“教學服務”進行評估，結果可想而知。在基礎教育階段，如果有谷川操這樣的中學數學老師，大家可以設想家長群中如何評價他、校長如何評價他，其年終績效如何計算呢？日本的中學為何將谷川操作為好教師？這很可能是我們雖然有170多位奧數金牌獲得者，但尚未培養出一位菲爾茨獎獲得者的原因之一。

　　我們需要更多錢學森這樣在科技前沿的好教師和優秀學者挑戰大學生，需要谷川操這樣的好教師挑戰中學生。為此，我們需要反思的不是學者的科研成果有多高，而是反思教育的消費者邏輯，需要在教師評價中重新思考“好教師”的評價標準，為那些科研成績優秀的教師開展挑戰性教學和考試創造制度空間和價值空間。

　　當然，我們也需要冷靜地認識到，目前國內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學者還不多。在珍惜少數能夠挑戰學生的前沿學者，并為其創造空間的同時，我們也要讓學生有動力繼續出國留學，甚至把學生“逼”出去，讓學生作為“此在”在前沿接受真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