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進碳項目的規則

　　張中祥說，如果要讓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能從清潔發展機制中獲益，氣候談判必須促進能力建設，而不是強制性規定減排額度。

　　清潔發展機制(CDM)是京都議定書的一個創新的財政激勵手段，用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從而幫助它們滿足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通過該機制，承諾降低碳排放的富國可以向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項目投資，而不是在本國采用更昂貴的替代手段。這類項目也可以獲得可轉售的減排額度，可以用于實現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目標。

　　CDM已經部分成功了。全球注冊和準備中的CDM項目數量已經超過了4600個——這遠遠超過了各國在談判、設計和啟動該機制時預想的數量。

　　而且由于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承諾提供的資助只代表了發展中國家預計的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需求的一小部分，當京都議定書的首個承諾階段于2012年結束的時候，像CDM這樣的市場機制將變得至關重要。此外，工業化國家特別是美國需要承諾更大幅度地削減排放，并在2012年之后的氣候談判中設立使用排放抵消手段的下限，這將會進一步增加對CDM信用額度的需求。

　　但是CDM項目的指數增長引起了一些人擔心這些項目是否真正減少了碳排放。此外，CDM項目在發展中國家分布的不平衡引出了一個問題，即這種機制是否正在為它本打算要幫助的國家提供價值。

　　由歐洲聯盟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對總體CDM信用額度施加數量限制。但是這將會限制CDM的應用范圍，而且會妨礙它從基于項目向基于部門的演化——這一變化一般被認為對于在2020年前讓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是必要的。

　　相反，關鍵在于在主辦國建設設計和實施有效的CDM項目的能力，以及為發達國家投資關鍵部門和地區提供規則和激勵措施。

　　建設能力和加強當地制度

　　迄今為止，CDM項目的最大份額被少數發展中國家獲得。拉丁美洲是較早的受益者。亞洲很快趕了上來——自從2005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CDM項目以指數增長，如今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CDM主辦國。但是包括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其他區域尚未利用CDM(見 “'氣候變化：讓非洲參與'”)，

　　為什么有這種差異?中國的經驗清楚地表明能力建設是啟動CDM項目的關鍵。在2001年底到2006年間的重大投資，包括來自許多捐助機構的投資，已經幫助了中國。例如，一個亞洲開發銀行項目支持了小規模CDM能源項目，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煤層氣領域的3個試驗性項目建設了大型工業的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建立了清晰的制度結構、透明的CDM程序、良好的治理以及更清晰的責任政策，從而促進CDM項目的順利實施。

　　把CDM項目擴展到未受重視的各國將意味著加強當地制度和建設它們的能力，從而啟動和運行項目。這特別需要來自發達國家和多邊機構的支持——而且在2012年后的氣候協議中必須有這樣的專門承諾。

　　擴展收益

　　然而，能力的增長可能導致CDM項目總數的進一步增長，從而加深一些人對CDM的環境收益的懷疑。這個問題必須在后2012年氣候談判中解決，但是這不是對CDM的信用額度數量加以限制的理由。

　　相反，談判者應該改善用于確認、證實和證明CDM項目減排的資質鑒定體系，并建立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技術的清單，從而確保CDM將讓環境受益。

　　規劃方案下的CDM捆綁了一組活動，而且可以比單個CDM項目對可持續發展有更好的貢獻，盡管這樣的項目的申請需要更大成本。為規劃方案下的CDM規定一個溢價將幫助擴展這種項目。

　　對于就2012年之后CDM的未來進行談判的各國的最后一個問題是，各國應該從什么時候開始由主辦CDM項目變為資助它們?發展中國家不論處于經濟發展的什么階段，都不應該被賦予永久的CDM信用額度權利。但是要求像中國或印度這樣的主要主辦國很快從CDM項目中畢業也是不實際的。

　　在中國，當前CDM項目貢獻的減排對中國的節能目標有貢獻，雖然數量較少。考慮到它對煤的依賴，擁有更多可再生能源CDM項目也將幫助減少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很明顯，增加CDM項目的總數量對于中國和全球氣候變化將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張中祥是美國檀香山的東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