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科研經費管理體制應盡快去行政化

　　 近期，有媒體在披露廣州科技和信息化局系統科研單位頻發貪腐一案時，指出過去數年間，全國科研經費大概只有40%真正用于科技研發，60%都用于開會、出差等。這一數據雖算不上精確，但總體上沒有偏差。一時間，針對學術圈和學者的質疑聲四起，引發公眾輿論的關注。

　　2015年全國科技研發投入經費超過1.5萬億元。目前，中國的科研經費排名全球第二，論文發表數量也名列前茅。不論質量，單從數量來看，中國儼然是一個學術大國、思想大國和創新大國。但如果加上“質量”的因素，中國學術界依舊任重道遠。當然，我們需要承認，學術的發展歷程不是三年五載，甚至不是十年二十年就可以達到明顯效果的。培養一代高質量的學術工作者，可能需要30年以上的時間，如果要祈求大師的誕生，天時是一方面，學術貢獻的累積也十分關鍵。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設立，根本目的在于高效資助學者進行科學和人文的研究，為高質量科研成果、創新思想的生產提供支持。不過，無論是媒體較為表面的報道，還是經費管理體制本身，都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不信任感”。換言之，所有的管理體制預設的是申請者會濫用，所以引發的邏輯是：必須嚴格進入科研過程進行監督。

　　由納稅人出錢，資助專業學者進行研究，是否要進行資金監管，答案毫無疑義是肯定的。但是，具體的監管方式是什么，卻有專門的講究。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者有著非常鮮明的差別。對于一個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文學者來說，科研的過程主要就是閱讀、思考和討論。閉關修煉的學者涌現創見，也并不令人驚訝；對于這類學者，他們最大的支出可能是以合同工的形式雇一個學術助理或者給自己發勞務費，而不是買書、開會。

　　現行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對于勞務費的規定各地略有差別，但多數情況是不超過15%。此外，經費報銷的流程之繁瑣，也讓很多學者叫苦連天。舉一個例子，某學者出差，如果沒有一整套往返交通、住宿、餐飲的票據，是不可以報銷的。理論上，學者在學術出差時，不能搭順風車，也不能住朋友家，否則，你就必須到處收集發票。有學者自嘲，報銷上的“票據鏈”堪比刑偵上的“證據鏈”，令人唏噓。

　　每年的12月初，都是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黃金會議季節”。只因管理辦法規定，如果當年經費沒有用掉，該筆資金將會收回。所以，12月初是最后的突擊花錢機會，在這個時間點開會，既能大規模使用資金，避免申請的資金被收回，又能趕在截止日期完成報銷。到了歲末，高校財務辦公室人頭攢動，老師學生瘋狂求發票、買發票，此情此景，不可謂不荒唐！

　　科研經費的管理，監督是必要的。但過程監督和事后監督效果截然不同。科研體制不同于官僚體制，前者的目標是鼓勵產出更多優質學術成果，后者的目標是不出現嚴重的執行失誤。科研反腐，不在于從經費管理上以核心之地位介入，而在于從整個社會的誠信評價體系實現督察。對于國家來說，抓到幾個腐敗學者沒有什么意義，但如果制度設計本身制造了腐敗學者，還壓制了整個學術生產流程的自洽，這是得不償失的。

　　事實上，對于自然科學基金的申請者，儀器、材料、實驗成本都是相對公開的，事后根據記錄報告來查并沒什么難度。而對于基礎學科的學者，尤其是人文學者和做規范研究的社科學者，科研經費的主要用途就是自己和學術助理的勞務報酬。之所以造成“會海文山”，并非學者所愿，而主要是制度對學者行為的塑造。

　　時至今天，媒體報道也好，政府監管也好，必須要明確的一點在于，科研經費的管理制度，必須賦予申請者足夠的信任。過程的嚴格監控于雙方都精疲力竭，結果控制，讓學術市場說話，成果不達標或者不符合申報預期，再進行制度性的反饋和懲罰，這才是理順目前混亂局面的根本之道。

　　科研經費管理體制的去行政化迫在眉睫。好在由財政部、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修訂發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資金管理辦法》馬上就要實行了，新規定有了不少進步，但愿這部規定能夠減去學者許多不必要的報銷煩惱，將更多精力投身科研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