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明星代言假藥可視為共犯

　　本報訊  在制造、銷售假藥、劣藥刑事犯罪中，如果明星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代言產品為假藥、劣藥，將會被列為該犯罪的共犯。昨日，最高法院副院長熊選國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上作上述表示。

　　“小廣告”適用司法解釋

　　在發布會上，最高法和最高檢公布了《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解釋》今日起施行。《解釋》明確了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法律適用中的一些疑難問題，包括對此類犯罪共犯的認定等。

　　熊選國說，那些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而在媒體上為它提供廣告的宣傳活動，影響十分惡劣。為此，《解釋》將廣告行為專門列舉出來作為共犯打擊。

　　在制售假藥劣藥犯罪中，如果涉及明星代言，明星是否涉嫌犯罪?熊選國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不過他強調了刑法規定“故意犯罪”這一前提條件。即構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制售假藥劣藥”為前提。因此，代言人如果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符合《刑法》規定，也應視作共犯。

　　街頭的藥品小廣告，是否適用司法解釋?對于本報這一提問，熊選國說，(非法出版物)盡管做廣告的行為沒有得到批準，但實際上也是一種廣告行為。“小廣告”實施了宣傳行為，應該是司法解釋規定的宣傳活動。

　　明確醫療機構售假定性

　　網絡購物中銷售假藥劣藥是否也適用司法解釋?熊選國說，互聯網銷售假藥、劣藥是一種行為的方式。不管通過什么方式，“只要銷售的是假藥，只要這個假藥足以危害人體健康，達到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定罪量刑標準，都要給予處罰。

　　《解釋》還明確了對醫療機構銷售假藥、劣藥的定性處理。醫療機構知道或應當知道是假藥劣藥而使用或者銷售，符合司法解釋規定標準的，將以銷售假藥、劣藥罪追究刑事責任。

　　甲流期間賣假藥從重處罰

　　司法解釋規定，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發生時期，生產、銷售用于應對突發事件藥品的假藥、劣藥的，依法從重處罰。

　　最高法副院長熊選國認為，這一規定將增強防控甲型H1N1流感病毒，保障藥品安全的信心。

　　釋疑

　　如何界定“知道或應當知道”

　　最高法稱可通過證詞或客觀證據界定

　　本報訊 在解釋中，關于共犯的規定一個重要條件是涉案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而有所列舉的行為”。如何認定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熊選國對此做了解釋。

　　他表示，“知道或應當知道”是主觀的東西。司法實踐中“知道”一般是指行為人的供述或者有關的證人證言，都證明行為人是知道的，這當然就是“知道”。而對于有些行為人不供述的情況，則要靠客觀證據證明其是知道的。“應當知道”實際上就是通過客觀證據來判斷，“他知道是生產銷售假藥，只不過被告人自己不承認。”

　　熊選國舉例說，“解釋中有一條‘沒有或者偽造藥品生產許可證或者批準文號，且屬于處方藥的’，作為廣告來講，你知道它沒有批準文號，而且是處方藥，那就可以認定你是知道的。”

　　明星說法

　　“法律須遵守 責任須分清”

　　昨日，演員楊立新表示，明星代言必須遵守法律。代言人當然要明確產品是否經過國家批準，有沒有部門的手續。如果明知道是假的，代言人當然該負責。但是，法規應該更細化，責任要分清、要具體。明星不可能是各方面的專家，國家也有藥監等部門。如果藥品經過了檢驗和批準，再出現問題，就應該先追究相關部門的責任。現在關于食品和藥品的法律規定還不完善的時候，我覺得明星接這樣的廣告要慎重再慎重，或者干脆不接為好。另外，代言人應該負什么責任，應該有具體的方法來規定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