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院士：有利學者培養科研品味的環境尚待形成

時下，隨著2024年春季學期進入尾聲，一批年輕學子即將結束自己的求學生涯，進入科研崗位。同時，有更多年輕學子會在不久后開啟自己的研究生學業。在此過程中，他們是否知道自己更適合哪些科研領域、選擇何種科研課題，最終能否形成、又會形成怎樣的科研風格？

“這些都與學者在學習科研過程中形成的學術品味有直接關系。”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朱邦芬表示。

多年來，朱邦芬一直在提倡學者應形成自己的品味和風格。而早在40多年前，諾貝爾獎得主、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就曾寫到，在有創造性活動的領域里，一個人的品味加之能力、脾氣和機遇，決定了其風格，風格又會反向決定其貢獻。

楊振寧曾坦言，在西南聯大7年的學習時光中，對自己最重要的影響是他對整個物理學的判斷已有自己的“taste”。此處的“taste”，最接近的解釋便是——學術品味。

何為學術品味？它對于一個人的學術成長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為何朱邦芬在受訪時直言，目前我們依然缺乏有利于學者培養科研品味的環境？

某些品味更易對某類問題“產生共振”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理解學術品味的含義？

朱邦芬：就像音樂家有不同風格一樣，科學家也有各種風格。雖然風格各異的科學家都可作出杰出貢獻，但具有某種品味和風格的科學家更容易對某些問題產生特殊興趣，更容易產生共振，從而為提出它、解決它創造前提。這種對于某種風格或某類問題的興趣、偏好，便可以理解為一種在學術上的“品味”，即英文中的“taste”。

事實上，對于將“taste”翻譯為“品味”，楊振寧先生并不認為十分貼切，他曾將其譯為“愛憎”，但依然不甚滿意，似乎這兩個詞都僅可表述“taste”的某一側面——既有一定的感情偏好，又涉及學者的某些“口味”。

但無論如何，一個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做出創造性成果的研究者，觀察事物的視角往往與他人不同，思考問題往往想人之所未想，解決難題往往有“獨門絕技”。研究者的風格和品味越與眾不同，越可能產生獨特的創造性成果。因此，要培養杰出的創造性人才，首先要讓這些人有自己的品味和風格。

《中國科學報》：在很多人看來，科學是客觀的，但“品味”帶有很強的主觀性，為何對客觀事物的科學研究要和研究音樂、文學一樣，帶有主觀色彩？

朱邦芬：誠然，物理學一般被認為是研究客觀物質世界的科學，但物質世界具有結構，一個人對這些結構的洞察力，以及對這些結構某些特點的愛憎，正是形成自己風格的要素。因此，品味和風格之于科學研究，就像對文學、藝術和音樂一樣重要。

大自然非常復雜，結構多樣且呈現多面性。研究者從哪個側面著眼，對哪些東西產生共振，這就牽扯到主觀因素。“敏感”或“熟視無睹”既與研究者的品味有關，又影響其最終的學術走向。

事實上，一個人的品味和風格越與眾不同，越容易形成學術上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如果你能在別人熟視無睹或不以為然的研究領域獨具慧眼，察覺出其背后隱藏的價值，就更容易提出有洞察力的深刻問題，并捷足先登。

獨特的學術品味和風格不僅在發現和提出好的問題上十分關鍵，還能在解決問題時提供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解決方法，并在將問題進一步擴大時引出全新的發展方向。

教育趨同化亟待糾正

《中國科學報》：要培養學生的學術品味，高校應該做哪些工作？

朱邦芬：在這方面，我們的學生有些先天不足——他們自小就在一個模式和標準答案下接受培養，缺少“胡思亂想”的空間，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一樣，并有很強的從眾心理。這對于完成某些大工程或大項目也許無甚大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利，但該模式下培養的研究工作者缺乏自由之思想，缺少對自己獨立之精神的目標追求和反潮流的勇氣，很難做出顛覆性的科技創新。

在我看來，目前教育系統首先要解決“趨同化”問題，即急功近利和高度“內卷”帶來的學生學習目標、路徑以及評估標準的趨同化。

“內卷”會使學習效率降低。其典型表現便是高中生為提升高考成績，用高三一年的時間反復“刷題”，不但收獲甚微，還帶來思維固化的副作用。

在這方面，大學和中學要聯手建立一個“天生我材必有用”“行行出狀元”的人才培養理念——不是所有中學生的目標都是要上清華、北大，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只有多樣化的人才培養理念才有助于學生不拘一格成才，養成符合自身特質的學術品味。

從這個角度看，對于培養學術品味來說，大學著手已經有些晚了。個性化培養應從娃娃開始，當前的大學教育只能做一些補救工作。

比如，清華大學于2023年啟動物理人才培養攀登計劃時，我們在教學計劃中特別增加了兩門通識類課程——“批判性思維”和“世界文明史”，其目的不在于讓學生多學一些知識，而是引導學生站得更高，胸懷更寬廣，思考自己這一生要做什么事、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么。

在一個人形成學術品味和風格的過程中，一流科學大師的無形熏陶和引領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拉比有一句名言：“我那代人（指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美國物理學家）主要是去德國留學，不僅學習學科知識，還體驗學術品味、風格、品質和傳統。如同我們欣賞歌劇，除了知悉歌詞，還要欣賞音樂。”

對于如楊振寧先生這樣的學術大家，其幾句點撥往往可能改變一名學生的學術選擇和學術品味。但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高校少有這樣的大家。

我們該如何克服由于缺少一流大師而影響學生學術品味的困難？

我曾請教楊先生，他在西南聯大的7年時間中，并未接觸世界頂尖物理大師，為何能在此期間形成自己對物理學的taste？楊先生告訴我，他當時大量閱讀了愛因斯坦、費米、狄拉克這三位物理學大師的文章，體會他們思維的過程，研究他們為何以及怎樣提出文章所研究的問題，又怎樣解決問題，并在此過程中揣摩、體會大師的學術志趣。后來，他在美國親身接觸這3位大師時，發現他們的風格跟自己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所想象的差不多。楊先生的這段經歷也許對我們今天培養一流人才有所啟示。

《中國科學報》：除了高校需要做的工作，目前我們的科研軟環境是否適合科研品味的培養？

朱邦芬：長期以來，清華大學物理系的教師有一個共識——真正的一流創新人才不是在課上教出來的，關鍵要營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成長的廣義“環境”，讓好苗子有較高概率成才。好的環境除了適當的硬件資源外，主要是“軟環境”，包括優秀學生薈萃且產生“相互作用”、良好的學術氛圍和學風、一批優秀且關心學生成長的導師、學生有較多的自主空間，以及國際視野和交流。

至于科技創新，引領世界的科技成果涌現的關鍵仍在于優良的廣義科研環境。我國一批頂尖實驗室的硬件已能與國際最好的同類實驗室媲美，但在我看來，科研軟環境是我們目前與國外某些科技強國最大的差距所在。

科技軟環境包括科研人員的水準和素養、科學傳統和科學文化、科技政策與實驗室管理、科技成果與科技人才評價、科研誠信和學術規范、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及知識產權保護、對待創新失敗的寬容、增加青年人的自信心，等等。其中，科學家的品味、風格、傳統以及對品質的追求，實際上屬于科學文化的部分。對于最有創造力的優秀科學家來說，這些無形的東西更重要、更為他們所珍視。

事實上，如果僅談論具體的科學知識，部分優秀博士生和青年學者在自己專注的細分領域中，其知識和技能可能已超過某些大師，對于新進展也更敏銳，但為什么他們依然不能替代大師？原因在于年輕人尚缺乏鮮明的學術風格，而學術大師往往已具有成熟的學術風格，其學術品味以及鑒別能力也更強，對研究領域發展的歷史、趨勢和前景的把握更準確，看待問題的視角也更寬、立腳點更高，這些均屬于無形的“軟文化”層面。

在這方面，必須承認目前的國內學術環境依然缺乏相關文化建設，表現得過于功利化。

比如，許多人的研究過多追求“熱門”問題，或眼光盯著國外，只要國外有大的學術突破便馬上跟進，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并在很多一流期刊上發表成果。但不管在哪里發表文章，依然屬于跟蹤，不屬于第一等的研究。

由此引發的國內研究領域的學科分布不均現象，更值得有關部門重視——有些熱門領域擠進了很多人，冷門領域卻因不易發頂刊文章、不容易獲得“帽子”而門可羅雀。而當大量優秀學生和科研人員過分集中在某些領域，就會在形成過分“內卷”并引發更多功利化傾向的同時，給國家資源造成巨大浪費。

學術品味往往在學習知識時開始形成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判斷一名學生是否有好的學術品味？

朱邦芬：科學品味往往在學習知識時開始形成。學生在接觸物理學之初，其接觸的方向及思考方法、自身的學術志向與個人此前的訓練及個性相結合，決定了其學術品味。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沒有硬性或量化的衡量標準，依靠的只能是導師通過長期接觸后形成的內心評判。

如果教師能和學生實實在在相處一兩年時間，對于學生學術品味的高下總能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大學教師對學生學術品味的養成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在安排學生的學業導師時，我往往不選擇一些科研追求“短平快”的教師，因為從長期發展看，急功近利對學生的影響是負面的。

2023年11月，清華大學攀登計劃的啟動典禮上，攀登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錢穎一教授的一段話讓我很贊同。他在引用愛因斯坦題為《探索的動機》的著名講話后表示，探索科學（包括物理學）的動機有多種多樣，或是功利主義的，或是非功利主義的。雖然功利主義動機也能作出貢獻，但是非功利主義動機才能建筑科學殿堂的根基。

他又轉述楊振寧先生對“為什么中國的大科學家很少，為什么中國人作出大科學貢獻不多”的原因分析——“中國人也能作不錯的研究，但是做出頂級工作很難。這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太入世了、太功利了”。

總之，在攀登科學高峰時，功利主義也能走遠，但非功利主義可以走得更遠，能真正實現“從0到1”的跨越。

《中國科學報》：不過，很少有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有塌下心、與學生長期相處的時間和精力。

朱邦芬：這的確是一個問題。目前，國內高校的青年科研人員的工作壓力普遍較大，加之以“非升即走”為代表的人事制度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所采用，致使他們在獲得長聘教職前，幾乎無暇顧及科研以外的工作，即便是科研工作，也往往自愿或非自愿地選擇“短平快”項目，很難真正沉下心坐“冷板凳”。而當學者獲得“長聘”后，有些人又會出于慣性而疏于教學。

這樣的現象并不鮮見，其后果既會影響學者自身學術品味的形成，也會使教師缺席對學生學術品味的培養。

當然，“非升即走”的教師人事管理制度有其合理、積極的一面，但國內高校在引進這項制度的同時，應給一些“安（心）專（心）迷（戀）”的青年教師留出足夠的成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