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寧院士：一生長為國家憂

李寧在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1997年，李寧知道克隆羊多利誕生的消息后，用了3年多的時間學習、準備，與全世界的專家頻繁交流，到各地參觀，不斷積累經驗。2003年10月，中國第二只克隆牛問世，僅比第一只晚了不到一個月;2006年8月5日，中國第一只克隆豬問世。此后，李寧一直致力于推動動物克隆技術的產業化。

　　21世紀之初，克隆技術的發展如火如荼，中國工程院院士、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李寧帶領自己的團隊克隆出中國第一只克隆豬、第二只克隆牛，令世界震驚。此后，他在生物技術方面屢創殊榮，在豬、雞新品種培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畜禽分子遺傳育種研究領域獲得多項重要的原創性成果。

　　如今，他正著眼于研發“能證明老百姓最關心的轉基因沒有問題，能打消他們疑惑的技術”。李寧多年來的科研之路，一直與國家、公眾的需要息息相關。或許，“向北望星提劍立，一生長為國家憂”這句話，可以作為他人生最好的注解。

　　16歲的大學生

　　“回顧我的經歷，并不是愛一行干一行，而是干一行愛一行。”

　　7月下旬，中國農業大學的林蔭小道上，午后的陽光穿過稀疏的樹影，微風拂動，好不怡人，但這樣的景色對于李寧來說似乎并沒有多少吸引力。“我是七天工作制，白加黑，五加二。”李寧對初次見面的記者笑言。

　　的確，他幾乎天天來上班，以至于門口的保安都能清楚地告訴你，什么時候李寧會在，什么時候李寧外出。

　　或許這也正是他能于200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原因。那年他只有45歲，刷新了“最年輕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紀錄——也許不是所有的勤奮工作者都能成大事，但成大事者，肯定都是勤奮鉆研的人。

　　將時光之輪再往前推。1978年，中國重啟高考之時，李寧邁進大學校門之際，也不過16歲。那時他的同班同學中，年紀大的已經過了不惑之年。

　　李寧總是比別人早一步。

　　1962年7月，李寧誕生于江西南昌。父母都是醫師，懸壺濟世、治病救人。5歲那年趕上了“文革”，正是接受教育的階段，卻不得不隨著父母下放，從繁華的城鎮搬遷至偏遠的農村。

　　“我8歲就參加生產隊的勞動。當時母親教育我，你沒有什么選擇，早學一點農活就可以養活自己，因為你是下放的對象。”

　　多年之后，李寧這樣回憶，“開始生產隊還不要我，因為年齡太小。母親就說，能不能算義務勞動，不要工分。”他開始下田插秧、割稻子，做起了農活;10歲那年，他又隨父母來到鄱陽湖畔的血吸蟲病重災區——鯉魚洲。

　　長在農村，學在農村，李寧對農村懷抱深厚的感情，他說：“那段經歷也挺有意思。”李寧的童年并沒有接受很正規的教育，但他自幼愛好讀書，只要有機會，他都會跑到書店，用攢下來的零花錢買一些書回來閱讀。

　　這也許是那批能夠在“文革”結束后順利考入大學的年輕人的特色。熱愛書籍，追求知識，盡管當時在別人看來也許不合群，但最終都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應該說，學校老師的水平不足以把我們送上大學。同樣的老師，從小學一直教到高中。” 在李寧的記憶中，為了能夠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來自習。

　　南方的夏天炎熱無比，到處都是蚊蟲。李寧打著赤膊，將濕毛巾披在肩上，穿著短褲，找來一個大水桶，將雙腿伸在水桶里面，“這樣蚊子咬不到我，桶里的涼水也可以降溫”。

　　1978年，李寧考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總校，就讀牧醫系畜牧獸醫班。這所建于解放初期的全國重點大學，曾被毛澤東主席批示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榜樣和出路”，也是江西農業大學的前身。

　　在昔日同窗和師長的回憶中，當時的李寧，一開始成績并不突出，但“聰明、很會讀書、很能吃苦”。學習之余，年少的李寧還和成年人一起，挑石塊修筑水庫。

　　1985年，李寧考取了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前身)研究生。從江西到北京，李寧實現了人生的一次飛躍。

　　1988年，研究生畢業后，李寧前往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留學，并獲得該校與中國農大聯合培養的博士學位。國外的留學經歷，讓李寧的人生再度發生改變。

　　德國、美國、日本……李寧在多個發達國家苦心鉆研，學有所成，也獲得了大把極佳的工作機會，但他最后還是選擇歸國。

　　為什么回國?

　　李寧說，當時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回國工作，“很迫切”。“的確，在國外我能做很多事，但是你的知識產權、勞動創造，最終還是為這個國家在服務。所以我想盡快回來，通過自身的努力，為國家作出貢獻。哪怕只是改變一點點，也是對中國的技術、產業的推進。”他說。

　　在李寧的身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顯現無疑。

　　基因與克隆

　　“我就是想通過克隆這個技術為基因工程搭建平臺，好比站在一個山頭才能去攀登更高峰。”

　　歸國之后，李寧憑借自身的努力和多年來知識的積累，很快在生物技術、基因技術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

　　當時的北京白雞很容易得白血病，李寧通過對白雞基因的篩選和標記，發現了新的性連鎖慢羽基因，再進行育種擴群，改進了蛋雞的成活率，也提高了養雞戶的經濟效益。

　　中國太湖豬的產子率全世界最高，每一窩能產下十五六頭，而國外只有九到十頭。為了發現其中的奧秘，李寧和同事經過基因研究，找到了與產子率相關的幾個基因，發展為育種技術。

　　李寧還在我國畜禽分子遺傳育種研究領域，獲得了許多重要的原創性成果。他構建了首張鴨遺傳連鎖和物理圖譜;分離了雞小分子miRNA;合作完成了雞全基因組SNP圖譜;通過基因芯片技術發現了調控豬瘦肉率、繁殖性狀等的基因。

　　“中國有哪些物種資源?很多地方的優良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能利用到育種中，提高效率?我們當時主要在做這些工作。”李寧說。

　　上世紀末，克隆技術成為世界科研的熱點。李寧也從基因技術的研究轉向克隆技術。

　　“我是搞遺傳育種的，其實當時并不懂克隆，克隆屬于動物繁殖領域。多利出來之后，我感覺這是動物技術的最前沿、動物科學的頂峰。”李寧認為，如果沒有體細胞克隆技術，基因工程就不會有更高的載體，沒法去攀登更高的山峰，“體細胞技術一出來，我就感覺不得了，我們終于能做到轉基因、加基因、減基因了。所以我才會把研究的興趣轉到這個方向。”

　　盡管幾乎對動物克隆技術的研究是從零開始，但依靠刻苦地鉆研和勤奮地工作，李寧在克隆方面搶在很多人的前面。

　　1997年，李寧知道克隆羊多利誕生的消息后，用了3年多的時間學習、準備，與全世界的專家頻繁交流，到各地參觀，不斷積累經驗。2003年10月，中國第二只克隆牛問世，僅比第一只晚了不到一個月;2006年8月5日，中國第一只克隆豬問世。此后，李寧一直在致力推動動物克隆技術的產業化。

　　“其實我就是想通過克隆這個技術為基因工程搭建平臺，好比站在一個山頭才能去攀登更高峰。”如今的李寧，正繼續在克隆轉基因技術、生物育種技術等多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在生物技術方面，李寧的團隊已經屬于國際上最優秀的團隊之一。很多研究成果已經趕超美國人，是完全創新性的，這也是他自身的動力。

　　“農業大學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條件、最好的資源、最好的地理位置、最優越的科研經費，我們有這個責任，也有這個能力去做好。實際上，我們做得也很好。” 李寧認為，現在我們有多個團隊走在世界前沿，這說明中國的科研水平在提升。“很久以前，國外隨便來個人都能作報告，但是今天他們來更多是做交流。這是讓人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亦師亦友

　　“我是一個樂于鼓勵學生自由思想、自由創新的人。如果說有要求的話，唯一的要求就是勤奮和興趣。”

　　多年來，李寧一直戰斗在科研第一線。盡管榮譽等身，社會活動日益繁忙，但他始終沒有忘記科研。

　　回國之初，李寧進行的所有實驗，都是自己親自帶學生做，身先士卒一直到2003年。現在的實驗室中，新的設計、發展、引導、策劃，基本還由李寧來負責，不假他人之手。

　　現在，不論出差回來有多晚，哪怕已經十一二點，他還是習慣去實驗室查看一下情況。另外，對于網上新的學術期刊、學術領域的新觀點、新突破，他也保持著十二分的熱情。“我就擔心幾天沒上網看，人家突然冒出個東西，我晚了幾天才知道。很多年輕人特別怕八卦新聞知道晚了，每天要點開新浪、網易去看，我是每天必須點開《自然》、《科學》等科技雜志網站。”

　　對自己的團隊，李寧深感自豪。

　　“我在農業大學，總是鼓勵我的學生，不要像過去一樣盲目崇拜，要建立自信。要做到不論國外做出什么，說了什么，我們都不會新奇，在攀登頂峰的時候，只有你幸運一點或者我幸運一點，不存在你成功了我不知道的情況，而是你登頂了，我一下能猜出來你走哪條路登了頂，我也很快能做到。我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團隊。”李寧說。

　　對學生，李寧表示自己沒有更多的要求。“我是一個非常鼓勵他們自由思想、自由創新的人。如果說有要求的話，唯一的要求就是勤奮和興趣。”

　　在他看來，在科學的道路上，主要靠勤奮，但勤奮的根本前提是興趣。天道酬勤，但生拉硬扯著是不可能“勤”的，只有對事業保持熱愛才能勤奮，“你勤奮了，沒有道理不聰明，沒有道理不成功”。

　　他還經常把有意思的東西及時分享給學生。許多時候，學生會在深夜收到他的短信，“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啊，你們看一下，是不是能跟這個想法融合一下，咱們做一做，討論討論”。

　　對于家庭，李寧表示，非常感謝他們對自己工作的支持，“如果沒有他們支持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的”。他并不要求孩子將來一定要從事科研，只希望孩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對自己熱衷的事情有興趣、能專注，勤奮做事。“你做得越認真，就會做得越好，就會有更多人愿意幫助你。”

　　閑暇之余，李寧也會和學生一起打打籃球，但有時候兩三個星期打不了一次，因為他的工作實在太忙。

　　除了打籃球，李寧還自詡是一個打牌的高手。在他看來，打牌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娛樂。他愿意用這種游戲挑戰自己的智力，當做一種腦力鍛煉，看看自己的推算是不是比較正確。“牌里有很多基本的規律、基本的計算，我一定要通過概率計算來避免很多出牌的低級錯誤。”這也偶爾招致同事的抱怨，“很多同事就跟我說， ‘你打牌非要打那么好、打那么精準嗎?’”

　　未來的挑戰

　　“國家給我這么多科研經費，特別是我做的轉基因和克隆，我又改造出這么多有用的東西來，如果它們能投向市場，我就沒有辜負國家，沒有辜負百姓納的稅，也就可以瞑目了。”

　　回顧自己的科研生涯，李寧深感老一輩科學家對自己的幫助甚多。

　　他舉例說，中國農業大學有很多響應祖國號召，雄赳赳氣昂昂去支援新疆的教授專家，把一輩子的青春奉獻到邊疆。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他去看望他們，發現他們的生活是那樣的艱苦。“比如說劉守仁院士，在新疆那么艱苦的地方，他住的房子、喝的水都是難以想象的艱苦，但是他安居樂業，很認真地做科研。”

　　在成長的道路上，李寧感覺得到殷震院士、旭日干院士等許多科學家的熱心幫助。

　　“很多重要的項目，我都是‘973’的首席科學家。很多院士寧愿在我這里當我的課題組長，甚至是骨干，他們自己有那么高的位置，愿意這樣來支持你、鞭策你，你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呢?我要讓他們看到我的努力。”李寧認為，正是自己得到很多鍛煉，才會有相應的成果。

　　談及自己的成果，李寧認為，首先是國家處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有更多經費投資在科研上，“時勢造英雄”。其次就是前輩的科學家，在艱苦的條件下創業、研究，但是有相對更好的機會時，能夠把這樣的機會交給他這樣的年輕人，甘當綠葉，“我忘不了他們這種精神”。

　　對于李寧來說，他目前唯一的興趣，就是用自己研究的成果報效國家。“國家給我這么多科研經費，特別是我做的轉基因和克隆，我又改造出這么多有用的東西來，如果它們能投向市場，我就沒有辜負國家，沒有辜負百姓納的稅，也就可以瞑目了。對我來說，其他東西都不重要。”

　　接下來，李寧打算潛心研究一門更加挑戰智力的技術。他跟記者賣了個關子——“這是一個能證明老百姓關心的轉基因沒有問題的技術，一個能打消他們疑慮的技術，盡管這個技術可能必要性不大。”

　　他承認，科學是把雙刃劍，老百姓的很多聲音，對他有很大觸動。他希望，自己能夠通過研究，把轉基因技術上可能出現的漏洞完全堵住。“我相信這樣的后備技術會慢慢出來的。相信有一天，老百姓的疑慮會漸漸打消。但是老百姓又會提出新的要求，這就是科學發展的動力，新的要求，就會有新的研究，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