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應對氣候變化對中國發展的意義

會議執行主席丁一匯、杜祥琬、何建坤

　　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科學性

　　厘清對氣候變化科學性的認識，有利于進一步取得科學共識，堅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取向。

　　首先是對氣候變化科學認識的差異和共識。從對氣候變化趨勢的認知來看，盡管有些學者對變暖是不是主要趨勢提出質疑，但從科學界已掌握的全球觀測資料看，確定近百年全球變暖的總體趨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對氣候變化原因的認識方面，有一個確定的事實是大家都不否認的，即全球的觀測表明：近二百多年來，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逐步顯著增加，而這一點顯然與人類大量利用化石能源等人為因素相關。盡管對二氧化碳導致升溫的敏感度還有不同的估計，但沒有人希望二氧化碳濃度繼續增加下去。在對氣候變化后果的認識方面，變暖對農業和生物生存環境的影響有利有弊，但持續的變暖特別是在短期內變暖過快可能導致弊多利少。而反常氣候導致災害增多已經是各大洲都難以幸免的客觀事實，防止走向導致災變的臨界點，是人類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人類共同利益的所在。

　　其次是不確定中的確定性。第一，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制約要求我們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目前我國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占90%，節能本身就有減少碳排放的直接效果;第二，我國面臨嚴峻的常規污染治理需求(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世界91個國家城市空氣質量檢測報告顯示，中國是倒數第15名。)，我國東部的重度霧霾已發出嚴重警告。大家都主張減少污染排放，贊成綠色、環保。綠色(環保)要求減少污染排放，低碳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雖然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同根、同源，走向綠色和走向低碳要采取的實際行動是高度一致的;第三，反常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增加是全球人們共同的切身感受，必須積極采取措施防災減災是重要的共識，符合各國的利益，而且時不我待。

　　簡言之，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降低氣候風險三者并行不悖。這些重要共識是采取確定的應對行動的思想基礎。

　　第三是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的科學性。減緩方面，以節能減排為主的，包括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森林土地碳匯等措施的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在化石能源仍占據重要地位的階段，節能直接帶來三方面的效果：第一方面是對不可再生的煤炭和石油等資源的節約;第二方面是減少化石能源開發和利用過程中的環境影響和污染物排放;第三方面是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這個“一石三鳥”的效果是同時產生的，它很好地表明了綠色環保和低碳發展在方向上的一致性。

　　減緩行動還包括保護和增加碳匯，包括森林、草地、濕地等綠色植被。這一行動也同時產生雙重效果：保護生態與水資源、綠化環境、凈化空氣的作用和吸收二氧化碳的碳匯作用，它從另一側面印證了綠色和低碳的同向性。發展非化石能源不僅會緩解能源供應的壓力，并且會改善能源結構。因此，節能減排(及護育森林等)應該是一個確定無疑的國家戰略，是國家健康發展的實際要求，這是一種戰略上的確定性。

　　適應方面，指的是以建設防災減災的基礎設施和提高人類及生物適應氣候變化的生存能力為主要內容的行動。我國是一個水旱等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人均水資源和土地資源十分有限，改善防洪抗旱的基礎設施，從技術和管理上強化水安全戰略，已成為迫切的實際需求。

　　同時，在有限的土地上為我國提供充分的糧食和其他農林產品也面臨著不斷改進品種、土壤和栽種技術，適應氣候變化的長期任務。人類和動植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塑造以適應漸變的生存環境的能力，對此如果能有更深入的規律性認識，就可以更自覺地去提高這種適應能力，改進保護生命健康的社會體系，更有意識地保護生物多樣性。

　　適應氣候變化要求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和諧。為此，需創新城鎮化的模式，把低碳作為考核指標，防止在城鎮化過程中大幅拉高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排放。適應氣候變化，從本質上說，就是增強人類在不斷變化的氣候條件下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顯然，對氣候變化認知上的不確定性并不影響“適應戰略”的確定性。

　　節能減排也好，改善和建設防災減災的基礎設施也好，本來都是國家科學發展的內在需求。只是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角度表述為“減緩戰略”和“適應戰略”，或者說，客觀上順應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2007年發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目標，是“減緩”與“適應”并重的。這一目標也體現了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和應對氣候變化要求的一致性。

　　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實質上是經濟—環境雙贏、綠色—低碳雙贏的行動，同時也為今后更大強度的減排和適應進一步的氣候變化作好技術和發展方式的準備。這是一種經得起時間推敲的、歷史無悔的戰略。它有著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戰略上的確定性與科學性。

　　應對氣候變化對國家發展的意義

　　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制約著化石能源的使用，因而人們很容易把應對氣候變化和制約發展聯系起來。甚至有人把氣候變化問題視為是發達國家為了限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而人為制造出來的偽科學，認為低碳是一個陷阱。

　　其實，有人設陷阱并不奇怪，不往里跳就是了。重要的是，節能減排并不是源自國際氣候談判的舶來品，而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必然要求，是中國自身健康、科學、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何況氣候變化本身是一個現實而嚴肅的科學問題。

　　應對氣候變化，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帶來了機遇。同時，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方面是推動我國實施綠色低碳能源戰略。簡單的數據表明：中國只能以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人均能耗實現現代化，這就是為什么我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而不能走美式工業化道路。顯然，中國的科學發展呼喚綠色、低碳能源發展道路，它的三個要素是：節能，化石能源的高效、潔凈化利用，發展非化石能源。這個能源戰略是經濟—環境雙贏的戰略。

　　第二方面是推動低碳社會建設。低碳社會的基礎是低碳村鎮和低碳社區，需要從最基層建立。此外，低碳社會的基礎還包括碳核查體系、低碳評價標準、低碳指標體系以及相應的組織和制度。

　　第三方面是適應氣候變化的農業。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是復雜的，變暖對農業可能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但如果是發散性的變暖趨勢，反常氣候和災害天氣增多，則可能對農業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研究這些影響，研究可能的適應和減緩措施可為農業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第四方面是減緩氣候變化的林業。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人民對環境宜居的訴求，要求保護和發展林業，這和應對氣候變化要求發展碳匯的方向完全一致。

　　第五方面是促進垃圾分類資源化。農林廢棄物和生活垃圾的就地焚燒和簡單填埋是溫室氣體和可吸入顆粒物的排放源。中國是人口大國，也必然是垃圾大國，垃圾處理不當不僅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而且是重大的資源浪費，甚至造成社會矛盾和沖突。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必須在全社會倡導垃圾的減量化和源頭分類與資源化處理，這將帶動一系列技術進步，甚至培育出一個很大的產業。

　　應對氣候變化，還應推動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

　　首先，完善水安全基礎設施是重大戰略。氣候變化可能對中國的水安全提出新的挑戰，因此應提出加強水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的策略群。

　　其次，青藏鐵路、青藏公路、西氣東輸、海岸線建設、南水北調、生態保護區、國家電網等重大工程，都是百年大計，需要計及氣候變化的影響，采取適應策略。

　　第三是環境與氣候監測體系的完善。國家需要建立完善的對污染排放的監測，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監測，對氣候的監測和生態、環境的監測。完善這個監測體系，可以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自然環境及其趨勢的信息。應將氣候變化因素納入環境評價體系，把環境質量作為各級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最后是廣義智能能源網建設。考慮到氣候變化以及風能和太陽能的比重會逐步提高，我國智能電網除提高對電源側和用戶側的實時監測、智能調節、風險防控和應急處置能力外，也宜考慮把氣象、氣候監測網與電網聯動起來，發揮它對天氣的“偵察”功能，也發揮它對太陽能、風能電源側的預測、預報功能，以及對災害天氣的預測、預報功能。應將電網與氣象網結合，形成“測、報、防、控、抗、救”完整的防災減災體系鏈。更進一步，可使電網、天然氣網、供熱(冷)網、水網和氣象網協同起來，形成一個高效、互動的廣義智能能源網，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基礎設施。應對氣候變化，將有力帶動國家基礎研究的進步。

　　圍繞人類生存環境的可持續性，認識和應對氣候變化提出了廣泛而豐富的基礎研究課題，可有力帶動基礎研究水平的提升，促進原始創新和學科交叉，支撐科學發展，引領未來，并強化我國在國際科學界的話語權。例如，基于大氣科學的可持續地球綜合模擬、地理工程學、海洋與氣候學、冰雪研究的多重意義、陸地與氣候的相互作用、氣候變化中的生命和生態系統、創新二氧化碳捕獲與利用技術(CCUS)。

　　總之，應對氣候變化應限制落后產能，推動技術進步;限制粗放發展，促進科學發展;限制環境污染，推動生態文明，并帶動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基礎研究水平的提高。

　　應對氣候變化為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戰略要素。對氣候變化認識上的某些質疑，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和認識的深化。然而，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有責任嚴肅而科學地正視氣候變化這類與全球未來命運攸關的重大挑戰，不要讓某些不確定性的爭議模糊了科學發展的方向，障礙了行動的腳步。可以說，生態文明、綠色低碳“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已是歷史的必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堅定實施，不但有益于當代人生存環境的改善，也將惠及全球子孫后代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