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寶峰院士：要給大師十年磨劍的環境

　　教育系統學習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在兩院院士大會上講話精神座談會6月16日在教育部舉行，來自高校的18位兩院院士圍繞學習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講話精神，暢談學習體會，提出意見建議。他們表示，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表明我國的科技工作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此時此刻，需要反思，也需要暢想，需要意見，也需要建議，對于教育界而言，加強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的有機結合，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的突出問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營造學術環境，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大課題。

　　教育部科技委主任、中南大學鐘掘院士說:“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兩院要發揮國家科學技術思想庫作用，這意味著院士要成為戰略科學家，成為國家智囊，這讓我們感到責任重大，使命艱巨。作為高校，我們要成為創新的策源地，尤其是基礎研究創新的策源地。”

　　基礎研究是創新之源，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南開大學葛墨林院士說:“基礎研究是一切基礎性、戰略性、原創性重大成果的源頭。6年前美國大學的基礎研究領域提出了壓縮傳感理論，技術界馬上跟進，并以此理論為基礎在CT成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重要科技成果。這樣的事例，在美國比比皆是。”

　　參與科技工作已有五六十年歷史的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北京工業大學左鐵鏞院士表示:“高校院士既搞科研，又帶學生，對如何讓教育成為創新的核心和主力深有體會。我們應該明確地把基礎研究放在高校，起到一石二鳥的作用。高校的多學科優勢有利于基礎研究，同時又能培養人才，使科研隊伍不斷得到人才補充。”

　　兩院院士們表示，當前必須認真思考如何依托2011計劃(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把科研與教育結合起來，在協同創新上做出推進。

　　左鐵鏞院士說:“切忌把2011計劃搞成幾個高校間的大串聯，簽訂各種協議，再找來一些院士牽頭，以期占領某個領域。事實上，我國高校間的合作，甚至一個學校里學院間的合作并不好，大家將其總結為‘四同’:同心協力爭項目，然后是同床異夢，為利益同室操戈，最后同歸于盡。這不是2011計劃，我們一定要謹慎，防止像以前一些計劃那樣蜻蜓點水，撒胡椒面兒。我們要讓最能做好這件事的人和單位去做這件事，不要搞‘沒有條件，創造條件’，總是低水平重復。”

　　鄭州大學校長申長雨院士對此也有同感，他說:“以前有些合作拿下大項目，然后把錢一分，各干各的，這些項目投入力度非常大，動輒幾千萬上億元資金，但這樣做下來，項目效果并不顯著，沒有大的收獲。”

　　葛墨林院士表示:“科研項目不能像小農個體經營那樣簡單而分散，必須合作，但這種合作必須是有效的，這是我們協同創新必須思考的。協同創新應該包含基礎研究與工程技術領域打破鴻溝，基礎研究領域要幫助工程技術人員接受先進理論并有效轉化為科技成果。”

　　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劉炯天院士認為，高校要在協同創新上不斷更新觀念，協同創新不僅是學校間的，更多的是學校與企業間的，要明確企業在協同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高校要積極參與到由產業引導的重大工程科技中，促進創新體系的形成。

　　葛墨林院士認為，我國必須改變學術評價體系，給大師“冒出來”的學術環境。

　　“以前我們說做科研是自由探索和個人興趣，但同時，我們也要有責任和使命，把科研工作和為國家作貢獻結合起來，就像錢三強等老一輩科學家，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不是寫寫文章，發表論文而已。我們要反思，為什么現在國家有錢了，科研有經費了，反而做不出‘兩彈一星’這樣的成就。我認為，主要問題在于評價體系。教授、副教授按論文篇數評定，甚至細化到第一作者多少分，第二作者多少分，這種體系，逼著大家要靠論文吃飯。高校科研不能只貢獻論文，我們必須改變這種評價體系。事實上，我們也知道，大師是冒出來的，是競爭出來的，而不是評出來的，也不是培養出來的。我們學術界要有競爭、爭論的氛圍，我們的評價體系不要過度量化指標，用計算器算分評價一個人才，這不利于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長，對技術發展非常有害。”

　　“我們要給大師十年磨一劍，甚至三十年磨一劍的環境，給他們時間和空間，不要讓他們今天寫項目，明天填表格，再后來接受審核，整天將時間和精力消磨于此，人才也容易忙碌和浮躁。日本在1990年選擇100名科技工作者，不評估、不審計、不檢查，這是20年后他們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一個原因。”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院士說。

　　北京大學副校長王恩哥院士說:“我認為原始創新，對我國來說已經是一個越來越近的目標，起碼在物理領域會如此。我記得以前每當諾貝爾獎評出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它為何會獲獎，當時我們離學術前沿真的很遠，但現在我們不僅理解，還能在評出之前猜出來，我們已經跟得上世界前沿，現在做的就是要創造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