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懷祖：我所知道的有關李政道的幾件小事

連續幾日，柳懷祖的電話從白天開始幾乎未停過，來電詢問李政道生平事跡的媒體很多。有人為了他的健康著想，讓他不要接太多采訪，但他依然堅持要談。他說希望能把光環之外，真實鮮活的李政道告訴大家。

現年84歲的柳懷祖曾負責協助李政道處理協調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招生、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運營等國內事務，他也幫忙操辦了李先生在蘇州老家的墓，包括五塊“科學與藝術”的浮雕，非常美麗和震撼。

當地時間8月4日凌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在美國舊金山家中逝世，享年98歲。得知此消息后，過往在柳懷祖腦海里浮現，他想起了和李先生相處的很多細節。想起最初因為都會說上海話，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也想起李先生每次來北京，參加完宴會后，還會很興奮地拉著他天南地北地聊，一直到凌晨時分才散去；也想起了李先生對科研求真、執著的精神。

柳懷祖和李政道受訪者供圖

為了緬懷李政道先生，8月7日，柳懷祖向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講述了他記憶里的李政道先生。以下為其口述：

上海話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這幾天很多人給我打電話，今天早上還有一位以前的老領導給我打電話，說我是“知李政道先生國內第一人”。“第一人”的稱號我當然不能接受，說起來我只是為他工作過、處理他國內業務的一位工作人員。我之前的主職工作還是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和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作。

我從1978年開始接觸李先生，當時我在國家科委（現重新組建改稱為中國科學技術部）負責綜合處的工作。那時，李先生正在推動中國培養高能實驗物理學者這一項目，所以需要有一位專業的工作人員來協助他處理國內的事務。李先生會經常來找我了解具體情況怎么處理，慢慢地就熟悉起來了。

在交流之間，我們發現很多地方比較投緣。比如他在上海出生，上海話很好，我有時候也可以用上海話來溝通，一來二去，距離拉得比較近。后來，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就做我的助理”吧。

大概在1984年，他在國內溝通、處理業務的工作就轉變成我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說他在國內的事就是我的事。

李先生每次回國都會長達半個多月左右，我都需要全程陪同。我很緊張，有時候需要等他入睡的時間來處理一些文件工作。他精力非常旺盛，有時在外參加晚宴結束了，還會拉著我天南海北地聊。他喜歡喝紅酒，有時會喝到凌晨一點多才結束。

李先生為人很低調謙和。1989年李先生建議成立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有人提議讓他冠名，但他堅決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1990年5月，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正式成立，從那時起直至今天，他一直擔任中國博士后基金會的名譽理事長。

李先生來北京次數多了，很愛吃當時北京一家飯莊里一位特級廚師做的菜。李先生很有禮貌，每次吃完飯后，會主動去給這位特級廚師敬酒，后來兩人熟悉之后，一次這位廚師到美訪問時，李先生就把他的這位廚師朋友請到家里，給他做李氏西餐。

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

1979年創立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計劃”（CUSPEA）花了他很大的力氣，給赴美的CUSPEA研究生一對一安排實驗室。他去找實驗室的主任、教授、研究員商定，由美國教授培養這些研究生。

當時，我們沒有向北美派出留學生的渠道，也沒有GRE和TOEFL的考試，按照正常程序是走不通的。李先生并不是“循規蹈矩”的人，在北京講學期間，他和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教授們聯系，請他們出一份能達到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研究院的試題寄送到北京，這次考試選出了陶榮甲、陳成鈞等5位學生。李政道把他們的試卷和履歷寄到哥倫比亞大學，請物理系開會研究他們是否有資格入學深造，這5位學生因成績優良均順利入學。

與此同時，李先生建議學校以聘任他們做研究助理和助教的方式承擔他們在美所需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美國大學研究生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折合人民幣超過了十萬元。當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很難一下拿出這么大一筆錢來，這對中國的學生來說很難想象。

李先生把自己的構思詳細寫下來，寄給了40多所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物理系主管，說他們如果愿意招收中國學生的話，請填表參加該項目，并要求他們說明各自研究院有哪些科研專長項目。信中提出了參加該計劃的具體要求和條件，其中包括凡被接收的中國留學生都是該校的正式研究生，生活費、學費和醫藥費等，全部由校方負擔，直到該中國留學生得到博士學位為止。

李先生在致各所大學的函件中保證說，他一定送去高水平的中國學生，并且給這新的招生辦法和組織起名為中美聯合招考赴美國留學物理研究生項目。1979年12月26日至2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弗吉尼亞理工學院和俄勒岡等7所學校共錄取了13名中國研究生。

非常勤奮、善于思考的學者

李先生對當年那一代年輕科研工作者的關愛是有目共睹的，他也是一位很熱心、熱情的人，“為年輕人創造機會”也是他一貫的愿望。他也曾多次向我表達這一心愿，包括在討論博士后、?政基金等事宜時，他都強調了這一點。

李先生80歲高齡時，曾回到過故鄉蘇州，應蘇州大學邀請與學生們舉行過一次“學問對話”。當時在場有一位女同學問李先生的治學之道是什么？

李先生說，學問、學問，要學“問”；只學答，不學“問”，非“學問”。做學問，一定要先學“問”，自己能提問題，再經過自己的思考想問題，自己求得答案。這才是一種創造性思維，才能真正掌握學問、增長學問。雖然他已是八十高齡，但他一直堅守在物理科學研究第一線。2006年，他就撰寫了五篇重要的物理科學論文，其中有對夸克等離子體研究的新進展、有對著名世界難題“薛定諤方程”的求解情況。他除了是一個天才之外，還是一個非常勤奮、善于思考的杰出學者。

有很多媒體問我，有什么想對現在一批年輕科研工作者說的話。我感覺我們當時的科研工作者都非常質樸，也能踏實地沉下心來投身于科研。現在有些年輕的朋友們心比較浮，包括做科研的也有這個問題，不夠踏實、不甘寂寞。科研工作需要堅韌不拔，也需要淡泊名利，我們當時做科研工資收入也不高。

我2006年11月?腦血栓住院后向李先生請辭，2007年中正式離開，之后他的生活我并不了解。請辭后他不準，拖拖拉拉了一段時間，后期我們之間的聯系漸漸變少。盡管如此，我們之間仍有賀卡等形式的聯絡。

李先生在蘇州老家的墓是我幫忙操辦的，包括五塊“科學與藝術”的浮雕，非常美麗和震撼。今年11月安葬儀式舉行完畢后，墓碑上的文字將刷成黑白，表達哀悼，到時候我也將去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