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水生所黨委書記、副所長。UNESCO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秘書長。主要從事白鱀豚、江豚、中華白海豚、瓶鼻海豚及其它一些珍稀瀕危水生野生動物的聲學、行為學、生態學、生理學以及保護生物學研究。
王丁(左一)與同事檢查江豚的狀態(中科院水生所供圖)
每當江豚現身長江,很快就會成為當地最熱的頭條新聞。
隨著長江“十年禁漁”的實施,去年以來,有“微笑天使”之稱的江豚又重新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作為長江大保護的重要舉措,禁漁對長江水域的生物多樣性恢復意義重大。”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說。
作為資深的水生瀕危動物研究保護專家,王丁與江豚結緣時間已經40年。在即將于今年進行的第四次長江生態科考任務中,王丁以技術組副組長的身份,正在為科考的各項工作積極準備著。
決不能讓江豚重蹈覆轍
長江里這些肉眼可見的變化,讓“十年禁漁”后的首次科考也備受關注。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科考都有這樣積極的預期:在2006年進行的考察中,中美英等七國科學家組成的科考團隊在長江中下游1700公里的行程中,未發現一頭白鱀豚。從那時開始,人們便懷疑這一珍稀的物種是否已經在地球上消失了。
自1982年來到中科院水生所,王丁從事珍稀水生野生動物的行為學、生態學和保護生物學研究,迄今已整整40年。期間參與過太多次科考,目睹“長江女神”白鱀豚的消逝,以及江豚種群數量的下降。
“某種意義上來說,以人的需求改造自然,是一件難以避免的事。”他說。與人類“共飲一江水”的水生珍稀物種,是反映長江生態狀況的顯示器。隨著現代化腳步的加快,生長在江邊的人要吃飯、要發展,長江的生態平衡也因此打破。
理解并不意味著“躺平”。就白鱀豚的保護,水生所也是我國第一批從事鯨類研究的老一輩專家提出了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繁育三大保護策略。經歷過一次物種消失,決不讓江豚的保護重蹈覆轍,成為王丁的底線。。
1992年,在水生所的建議和推動下,湖北長江天鵝洲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成立。該保護區除了石首境內89km長的長江干流外,還包括21km長的天鵝洲故道,該故道是我國首個長江豚類遷地保護區。30年間,通過遷地保護,這里的江豚種群數量從5頭增至101頭。從天鵝洲開始,國內陸續建立起5個遷地保護地,遷地保護已經成為當前保護長江江豚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國際捕鯨委員會科學委員會也作出評價,認為“長江江豚的遷地保護是有效的”,并“祝賀中國政府、王丁和他的團隊在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
盡管如此,王丁覺得“保護工作仍然晚了些”。他回憶,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時他們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長江考察,那時長江里還有300多頭白鱀豚,江豚數量很多,可以“隨便看”。但現在,江豚數量也僅剩1000多頭。
研究人員在保護區開展調查工作(中科院水生所供圖)
總要有人堅持下來
“江豚的處境,能直接反映長江生態系統的整體態勢。”王丁表示,科研人員很早就意識到這種關聯,并著手開展珍稀動物保護工作。但二三十年前,全社會尚未形成生態保護的共識,讓“每一次前行探索都舉步維艱”。
時間撥回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外國研究機構提出,希望提供白鱀豚的相關資料,并開展科研方面的合作。然而,當時國內也對這一物種知之甚少。
在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國家層面迅速做出安排,提出建立相關的研究團隊。于是,在1978年當年,中國科學院召開了首次白鱀豚科研工作會議。中科院水生所也在同一年成立了白鱀豚研究組,開始對長江水生珍稀動物展開研究。
“當時團隊的負責人陳佩薰老師,已經是有名望的魚類生態學家。面對國家需求,毅然改變研究方向,投身到豚類研究中。那時大家的想法都很簡單,國家已經提出了要求,科研人員就要一往無前。”王丁表示,前輩們的義無反顧,一直影響著其后的科研人員。
然而,瀕危動物研究和保護,本就是一件高難度的工作:想要獲得瀕危動物研究數據,許多在其他動物研究上的尋常手段,都派不上用場。而從事保護工作,則是一件“很少人會支持”的事。王丁仍記得,最極端時,還發生過因科考捕撈而被地方扣留的情況。
“全社會的重心是謀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無論是研究還是保護,都很難得到大眾的支持和響應。”1996年,王丁成為這支團隊的第三任負責人。然而,最艱難的時刻遠沒有結束。因為缺乏支持,國內許多力量、許多研究人員都離開了這一領域,讓留守的研究人員也成了“珍稀動物”。
盡管科研環境并不明朗,40多年來,水生所對白鱀豚、江豚的研究從未中斷。“總要有人來做這些。對于我們來說,堅持并不需要理由。”王丁說,團隊成立的初衷就是國家需求,院所兩級也給予持續的支持和保障,讓這支“孤勇者”隊伍得以堅守到“撥云見日”。
只有真正意識到緊迫,許多堅持才能最終被看到。近年來,當“綠水青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態保護也迎來了從旁觀到全民參與的轉變。“幸運的是,身處中科院這個體系,讓我們撐過了黑夜。”王丁說。
王丁(中科院水生所供圖)
從江豚延伸到長江的生態保護
發展的問題最終要靠發展解決。40年與江豚相伴,王丁感慨于這些年社會的巨大變化。大眾從最開始的“理都不理”到現在的“主動來做”,從江豚到整個長江的保護,都迎來了最好的時候。
“作為科學家,我們應該比較早發現問題,但不能止于提出問題。”王丁介紹,早在十幾年前,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員曹文宣在內的科研人員,就呼吁進行長江禁漁。一旦實施這一政策,意味著要有大量漁民轉產專業,放棄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
“保護環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各退一步,找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案。”王丁說。
為此,在國家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在長江十年禁漁之前的2018年,作為長江流域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之一,天鵝洲保護區率先實施全面禁捕。保護區及周邊所有漁民獲得退捕安置補償,參加當地組織的技能培訓,上岸轉產。為此后更大范圍的禁漁提供經驗。
據了解,在實行全面禁捕后,有20多萬名漁民要轉產轉業,放棄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今,在長江沿線的許多城市,成立了許多協會,得到了地方企業、基金會的支持,支持漁民開展巡護工作。“就像伐木工轉型護林員一樣,希望能探索出一條路,讓漁民轉產成為護漁員。”他說。
現在,針對江豚保護的研究工作仍在繼續。“從水生動物保護角度,長江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航運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很大。長江的噪聲,給很多生物帶來影響。如何消除或降低噪聲,同時,修復或者恢復水生生物自然棲息地,促進長江系統恢復,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近期,王丁及其團隊就人為水體噪音污染,對生活在淡水生態系統的鯨類影響開展研究,并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觀點性文章,呼吁全球研究力量的關注。
如今,王丁依然活躍在江豚研究保護的工作一線。讓他感到欣喜的是,已經有更多保護江豚的力量集結。“不用再做孤軍奮戰的‘孤勇者’,我相信江豚保護的工作會更加精彩。”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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