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溶血弧菌作為常見的食源性致病菌之一,主要侵染海產品而導致食源性疾病發生。近年來監測表明,淡水產品中副溶血弧菌污染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并呈現上升趨勢。為了強化淡水產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監管和監測,了解污染途徑和追溯污染源,構建安全管理體系,分析了近10年來我國淡水產品中副溶血弧菌的污染現狀,探討了其可能污染原因,闡述了陽性菌株優勢血清型、耐藥性以及毒力基因特點,并展望了未來研究趨勢,以期為了更好地控制淡水產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及減低其引發的食源性疾病提供借鑒。
1 近十年來文獻報道不同省份淡水產品中VP的污染狀況
食源性疾病為我國較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其主要誘因為致病生物因子侵染食品所致。現階段病原微生物污染防控是食品安全的剛性需求,食品不合格的主因是微生物污染,也是導致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細菌是我國食源性疾病的發生的主要致病菌,非傷寒沙門氏菌、副溶血性弧菌(Vibrio parahemolyticus,VP)和志賀氏菌(Shigella spp)是主要的3類食源性致病菌,VP則是近20年來我國食源性疾病爆發的最常見的病原菌,往往導致腹瀉、腹痛、惡心、嘔吐等典型腸胃炎現象。嚴重時會引起脫水和其它并發癥,甚至引起死亡,海產品是VP首要的致病食品和媒介食品。
副溶血性弧菌嗜鹽畏酸,在無鹽培養基上,不能生長,3%~6%食鹽水繁殖迅速,屬于弧菌屬,G-的菌棒狀、弧狀、卵圓狀無芽孢菌,嗜鹽性是其主要特征,廣泛分布在海洋環境如海水、海底沉積物、海產品及鹽漬食品中[4,6]。然而,近年來研究表明淡水產品中VP污染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并呈現上升趨勢,且陽性菌株血清型、耐藥性以及毒力基因呈現多樣化,污染水產品種類不斷拓寬。為了強化淡水產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監管和監測,追溯污染源和污染途徑,以期降低或杜絕淡水產品中副溶血弧菌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的暴發風險,筆者分析了近10年來我國淡水產品中VP的污染現狀,探討了其可能污染原因,展望了未來研究趨勢,希望能拋磚引玉,為了更好地控制淡水產品中VP污染及減低其引發的食源性疾病提供借鑒。
2 近十年來文獻報道不同城市(地級)淡水產品中VP的污染狀況[10,12,15-29]
我國淡水產品中VP污染具有普遍性
由于VP的嗜鹽特性,海產品中VP的污染狀況監測以及菌株耐藥性、血清型、毒力基因等研究較多,表明海產品中VP污染較為嚴重,污染率25%~40%不等,最高到達80%[7]。對于淡水產品VP的調查,多為監督抽檢,專項監測始于2014年在6個省(自治區)的內陸地市開展的常見嗜鹽性弧菌的調查,表明淡水魚中存在VP污染,檢出率12.47%且養殖和存養水體均存在VP污染[8]。圖1是近十年(2005~2016年)來,各省(市)報道的淡水產品中VP污染水平,污染率數值范圍4.7%~41.4%,同省份按年度比較,山東、浙江具有逐年升高的趨勢,沿海與內陸省份不存在明顯差異。具體到不同地級市調查報告[10,12,15-29],圖2表明淡水產品中VP的污染率數值范圍1.39%~80.07%,與報道的海產品中污染率數值范圍較一致,說明VP是水產品中常見食源性致病菌。沿海和內陸城市淡水產品中VP中的污染率沒有顯著差異,筆者認為一方面與水產品跨區流通銷售交叉污染相關,另一方面淡水產品水體環境的變化導致VP生境改變,導致VP在淡水水體以及淡水產品中存活和生長。
考慮到年度不同,監測樣本數量、樣本種類以及采樣環節的差異,導致各省份、各地市中淡水產品VP污染率的差異;但沿海、內陸省份淡水產品中VP普遍檢出,尤其不同城市間淡水產品中VP檢出率普遍較高,且沿海與內陸城市中淡水產品VP污染率無明顯差異,說明淡水產品中可能存在VP侵染的特定途徑及生長環境,與其嗜鹽性相悖,故需要針對淡水產品中VP污染水平、生化特征、血清分型、耐藥性、毒力基因以及分子水平分型和溯源等進行連續、系統的研究,明確其污染途徑、污染源以及菌株特征和消長規律,制定防控措施,阻斷其侵染,降低其致病風險。
流通環節、餐飲環節淡水產品中VP污染較高
目前,調查分析表明流通環節淡水產品中VP污染率偏高,間接印證了交叉污染是淡水產品VP污染途徑之一。裴曉燕等調查發現,流通環節、餐飲環節淡水魚及其存養水體中VP檢出率遠高于養殖環節,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淡水養殖場VP檢出率依次為淡水魚 5.81%、存養水體1.89%、水底沉積物1.50%[8],考慮到養殖場中魚體、水體以及沉積物中VP存在與交叉污染無關,說明淡水產品中VP存在其他特定污染途徑,需要進一步研究確認。李海麟等也發現2006~2015年,廣州市超市、肉菜市場、零售店、批發市場中樣本VP檢出最高,其次為餐飲環節[19,29],與李葉青等報道結果一致[20],而農貿市場高于超市,推斷農貿市場攤位密集、擺放隨意,交叉污染嚴重于超市;餐飲單位VP較高污染,可能與加工流程和人員有關。同時考慮到海產品和淡水產品中VP污染水平因地域不同而差異較大,荊門市淡水產品和海水產品中VP檢出率均最高,分別為20.6%和 48.3%,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01),發現在淡水產品有較嚴重的弧菌污染情況[31],而湖州市冰鮮保存淡水產品與鮮活保存海產品中VP檢出率最高,分別為66.67%、 37.50%[26]。表明淡水產品中VP污染途徑多樣,故針對流通環節、餐飲環節開展VP專項監測,掌握VP污染途徑,以期阻斷其侵染降低風險,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第三季度(7~9月份)淡水產品中VP污染嚴重
副溶血弧菌生長溫度范圍為5.5℃~47.3℃,最適生長溫度為34.6℃[32],因此溫度是VP生長的主要因子之一,加之我國7~9月份平均溫度最高分別為21~30℃、20~30℃、16~26℃,利于VP增殖,故7~9月份是淡水產品中VP高污染的時間節點。研究報道,2014~2016年湖州市VP檢出率在2~6月的檢出率相對較低,7~10月的檢出率相對較高,9月最高達5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01)[26];2009~2014年廣州市第3季度VP檢出率最高,為18.48%,其次為第2、1、4季度[19];2011~2013年防城港市7~9月VP檢出率高于5月、6月、10月,因為夏秋季節溫度適合VP大量增殖[20];2015年浦東新區則是8月VP平污染率最高達到45.2%,1月份最低為20%[28]。
淡水產品中VP血清型、毒力基因型、耐藥性研究現狀
副溶血弧菌的血清型、毒力基因型以及耐藥性是其生物學特征,對于VP致病防控具有主要意義。尤其是VP分為致病菌株和非致病菌株,溶血素是VP致病的主要因素,包括:致熱性溶血素( thermostable direct hemolysin,TDH) 、 類溶血毒(thermo stable direct hemolysinrelated hemolysin,TRH)、不耐熱溶血素(Thermolabi lehemolysin,TLH),具有溶血活性、腸毒素和致死作用[33,34],其毒力基因分別為Tdh、Trh。盡管淡水產品中VP生物學特征報道較少,但也表明O群為其主要血清型,毒力基因以Tdh-、Trh-、Tlh+為主,存在耐藥菌株(包括多重耐藥)。湖州市水產品中VP的血清型以O3血清型為主,其次為O4血清型,毒力基因型分以Tdh-、Trh-為主,占42.08%[26]。吳青等報道分離80株VP,均為Tlh+、Trh-,1株Tdh+,O抗原分型率達到97.5%,主要為O2、O1、O5群,O2群為最主要占35%[12];姚雪婷等分離到O1為優勢血清型,其次O10,毒菌株則為O1和O3[13]。近十年來,淡水產品中分離的VP往往Tdh+攜帶率偏低[14,35],且絕大部分是Tdh-、Trh-[10,14,18,23,35];表明多為非致病菌株。耐藥性方面,張秀麗等報道分離80株VP同時耐鏈霉素、氨芐西林的有13株,耐復方新諾明、甲氧芐啶、鏈霉素有3株。
淡水產品中VP研究趨勢與展望
近十年來研究表明,我國淡水產品中VP污染率處在較高的水平,且分布廣泛,地域間污染率差異較大;流通環節中淡水產品的VP污染水平高,可能與交叉污染有關,但不排除淡水產品中VP有特定的污染途徑;第三季度是淡水產品中VP高污染的時間節點;淡水產品中分離的VP菌株多為O抗原群,Tdh-、Trh-、Tlh+菌株,非致病菌株占絕大多數,Tdh+菌株所占比例較低。盡管淡水產品VP研究時有報道,但卻未針對VP在淡水產品中消長規律、生物學特征、分子分型、溯源分析以及防控措施等方面進行系統研究。
筆者認為今后研究重點為,其一,借助于國家食源性致病菌監測平臺開展淡水產品中VP專項監測。將淡水產品中VP監測納入國家監測計劃,全國范圍開展專項監測,涵蓋養殖環節、流通環節和餐飲環節,監測樣本包含80%及以上淡水產品類別且包含環境樣本,進行VP定量檢測,分析其污染特征及污染規律,明確污染源、污染途徑,陽性分離菌株進行生化鑒定、血清分型、耐藥試驗、分子分型、毒力基因以及與食源性疾病監測VP菌株進行溯源分析;其二,推進水產品中VP快速檢測技術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核酸指紋技術的敏感、高效、快速、可靠快檢技術的研發;其三,基于預測微生物學研究方法,尤其分子生物技術的應用,構建模型;探索淡水產品中VP在養殖、貯運、銷售以及餐飲加工環節消長規律,尤其致病菌株生長規律,并結合地域膳食特點推進食源性致病菌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其四,針對水產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特征和消長規律,推進防控措施的探索,積極推進水產品養殖、貯運、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的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和應用,實現對食源性污染的有效控制,降低食源性疾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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