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峰：世界一流大學夢如何能圓

　　1998年發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創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批一流學科”、定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大學為北大、清華，其余“985工程”高校定位為國際知名大學。自此之后，世界一流大學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界一大話題。

　　全球范圍內進行世界一流大學排名的機構很多，排行榜也很多，不同排名機構的世界一流大學定義略有不同，但多數主要是從學術研究角度界定的。隨著SCI、SSCI等一批學術數據庫的成熟，基于若干科學計量學指標量化界定世界一流大學的做法日益普遍，比如上海交通大學評價體系中，校友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茨獎數量權重為10%、教師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茨獎數為20%、HiCi科學家數為20%、《科學》和《自然》論文占20%、SCI和SSCI論文占20%、人均指標占10%。

　　從排名位置上看，普遍將前100名大學稱之為世界一流大學(或者其他內涵差不多的不同稱謂)。當然，此“100”更多的是一種習慣與約定俗成，未必有堅實的客觀依據。

　　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國家科學文化和教育發展最高水平的集中體現，從國家參與全球化競爭、樹立高等教育品牌與形象、提升國家與民族自豪感等多個角度看，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對世界一流大學的追求與渴望都在情理之中。

　　以“歐洲經濟引擎”德國為例：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大學是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學習對象。20世紀30年代納粹興起，一大批一流人才出走，其中相當部分流入美國，二戰后德國大學外有美國大學異軍突起的競爭壓力，內有戰后重建、高等教育大眾化兩相交逼下政府財力不足，對大學采取平均投入撒胡椒面政策之資源不足困局，德國大學當年盛況不再，時至今日在較高知名度大學排行榜上，全球前100名中德國大學數量遠落后于美國，與德國的全球大國地位極不相稱。

　　2005年德國聯邦政府啟動“卓越大學計劃”，計劃2007～2011年投入19億歐元集中建設少數大學。政府成立精英大學遴選委員會，遴選出3所大學(卡爾斯魯厄、慕尼黑、慕尼黑理工)、18個研究生項目(類似于中國的二級學科研究生授權點)、17個研究團隊重點資助。

　　其他國家如法國、俄羅斯乃至亞洲的日本、韓國等都有類似計劃，韓國的Brain Korea21計劃啟動時間與我國的“211工程”大致相當。我國臺灣地區2004年提出“邁向頂尖大學計劃”，投入500億新臺幣，計劃5年內打造至少1所大學進入世界前100。

　　2006年11月，溫家寶總理在主持召開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時指出，我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國家能否持續繁榮下去，關鍵在人才，根本在教育。教育振興是中國振興的重要標志。對于高等教育而言，有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無疑是中國教育的核心評價指標之一。

　　正因如此，《彭博商業周刊》2010年刊登署名為Shaun Rein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若要成為真正的大國，必須重塑其國際形象和推行教育改革，提升國家軟實力。當北大、清華可以同哈佛、耶魯相提并論時，中國的軟實力才可能與美國競爭。

　　簡言之，中國需要孔子學院，也需要甚至更需要世界一流大學，畢竟孔子屬于歷史，而世界一流大學面向未來。

　　世界一流大學排名并不存在唯一說法，排名機構很多，不同機構在指標設計、指標權重設計上都有不同，因此不同排名結果往往有出入而出現爭議，比如俄羅斯RatER將莫斯科大學排在全球大學第3名，招來歐美質疑。國內上海交通大學排名也不例外。 2008年7月法國參議院議員Jonl Bourdin在一份名為Enseignement supérieur：le défi des classements的報告中批評上海交大排名，認為對人文學科、非英語論文關注不夠，導致歐洲大學排名不合理。

　　在Jonl Bourdin提出批評后不久，2008年底歐盟委員會發布全球大學排名招標啟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4國高等教育評估機構聯合中標，2011年將正式推出全球大學排名榜。

　　筆者以為，一個相對簡單但不乏可靠度的世界一流大學鑒別方法是看一流學生的選擇取向，因為作為一個整體，一流學生必然傾向于選擇一流大學，因而從國內一流生源的選擇就可以對中國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學問題作出說服力較強的回答。

　　最近兩三年來，國內一流生源選擇國外一流大學趨勢越發明顯。

　　首先是一流生源中特殊群體即高考狀元的選擇取向。長期以來，全國高考狀元盡入少數高校尤其是北大、清華“囊中”。但2006年內地一部分高考狀元放棄國內大學，選擇香港高校。一時間，“港校沖擊論”、“內地名校二流論”蜂起。

　　其次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內一線城市一流生源“向外走”意愿強烈。北京一位著名中學校長對媒體坦言，三年內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內一線城市最優秀中學畢業生會很少選擇國內名校，而直接就讀海外高校(《北京晨報》2010年8月26日)。

　　國內一流生源用腳投票，無聲而有力地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目前中國尚無一所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當然，需要強調的是，認為目前中國尚無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并非否定中國大學有少數世界一流學者、作出了若干世界一流學術成果，兩者并不矛盾。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巨富，世界一流大學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創辦者約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經問過擔任哈佛大學第二任校長，任職時間達40年之久的Charles W. Eliot這樣一個問題，即“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學需要什么”，我們不妨稱之為洛克菲勒問題。

　　Eliot當年對洛克菲勒問題的回答是“5000萬美元和200年”。

　　從金錢上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當然需要大筆投入，這是無須說明的。再看時間，事實證明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并不需要200年。芝加哥大學1891年建校，至今校史不過120年，但芝加哥大學二戰后就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用了大約50年。在頂尖人才全球化流動的今天，創辦一所世界一流大學需要的時間進一步縮短，一個例子即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辦學不過20年，卻已經是各類大學排行榜上躋身Top100的常客。

　　Eliot的回答實際上漏掉了一點，即大學治理結構。大學治理結構大致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大學外部，即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另一個是大學內部，即教師(以教授為代表)與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Eliot之所以沒有提及大學治理結構是因為哈佛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而美國政府對私立大學的干預非常少，因此無需額外強調。但中國的國情與美國完全不同，因此需要單獨討論。

　　大學治理結構的基本要旨即大學外部，政府要自律，少直接干預大學科研教學事務，大學內部要教授治學。政府自律、教授治學是成就世界一流大學必由之路。道理很簡單，大學的核心任務是教學、研究，而承擔這些工作的主力是教師。大學科研教學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大學教師屬于知識勞動者，過于偏離教育規律與知識生產規律的管理與監督，勢必使其喪失工作自主的成就感而降低工作效率。因此，要想辦好大學，政府就必須自律，不要管得太多，賦予教師尤其是教師中的佼佼者群體高度工作自主權，由教授治學。

　　這一規律已經被歐美乃至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歷史反復證明。莫斯科大學課程人事經費等事項由各系學術委員會決定，全蘇教育部無權干涉，今天仍然如此(1952年院系改革全面向蘇聯學習，這一點卻沒有學到)。當年北大蔡元培以辭職等方式反對政府直接干預北大內部事務，北大內部教學教務工作由教授會決定更是為國人所熟知的歷史，不復贅述。這里再舉中國的兩個正反例子。

　　正面的例子是香港科大的快速崛起。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科技大學有專門立法，賦予其真正辦學自主權，政府雖然對香港科大建設投入巨資，但對學校科研教學事務直接干預幾近于零。香港科技大學內部，教授治學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巨額投入加上良好的大學治理結構，以及香港中西交融的獨特城市魅力對世界一流人才的吸引力，香港科大快速崛起實屬必然。

　　反面的例子是深圳大學的慢速發展。深圳大學創辦于1983年，早于香港科大8年之久。深圳大學成立之初，被地方政府寄予很大期望，當時深圳財政年收入一億多元，卻拿出一半的錢辦大學。但今天深圳大學辦學水平卻與當年定位及期許相去甚遠。以博士點為例，目前博士點數量大大膨脹，大多數“211”大學都有幾十個乃至上百個博士點的今天，深圳大學卻只有3個博士點。

　　個中緣由何在?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一語道破：“深圳經濟發展坐特快列車，深圳大學坐的卻是教育體制的馬車。”深圳是經濟特區，而不是高等教育特區，地處中國改革前沿的深圳大學一直無法擺脫計劃經濟時期全國整齊劃一、過度行政化的高校管理體制，其在經濟領域以制度改革后來居上的優勢在深圳大學身上無從體現，最終泯然眾“校”矣。

　　筆者以為，如果將《高等教育法》中設想的高校辦學自主權真正落實給少數幾所位于國內一線城市的重點大學，使其真正擁有莫斯科大學、香港科大等所有的制度環境，充分釋放優秀教師與學生之巨大創造力，公平競爭，十年間自然會出現一兩所甚至更多世界一流大學。

　　主張此論的理由是：未來十年中國一線大城市之影響力與1991年時的香港相比，只有超出而不遜色。而今天的國內前10名重點大學的實力，也是當初一張白紙的香港科技大學所無法相提并論的。

　　因此，基于蔡元培時代北大、當代香港科技大學之經驗，如果政府真正而不是僅僅在法律與文件的字面上賦予國內少數幾所類似于莫斯科大學、印度理工學院的辦學自主權，十年圓世界一流大學之夢并非空穴來風之主觀臆斷。

　　此外，從高校管理體制角度看，賦予國內少數幾所具備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基本條件之大學科研教學方面的自主權，也不足以對現有高校管理體制構成實質性影響。這種做法是大有先例可循的，蘇聯允許莫斯科大學、印度允許印度理工學院享有其他大學所沒有的自主權，一大原因也在于此。

　　(作者為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商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