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官員：環保監管趨嚴會成為常態

　　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日前在“2017（第十一屆）固廢戰略論壇”上表示，環保監管趨嚴是依法的、常態的、合理的，是一種理性回歸，所以它也是長期的，未來會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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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舜澤認為，近年來環境監管呈現出三大新特征，一是過去單一靠行政執法，目前行政執法與環境司法同步；二是綜合激勵與嚴懲重罰并重，特別體現在明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將在7省市開展試點并將推向全國全面實施；三是以排污許可落實排污者主體責任與社會監督嚴格問責相結合。目前，這三大特征已經形成組合拳，使得環境監管威力強勁。

　　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強。2017年8月25日，環境保護部部長李干杰在第十九次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說，過去五年，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最大、舉措最實、推進最快、成效最好的時期。

　　2014年新《環境保護法》頒布，明確規定了企業在防治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的主體責任，并為環保部門打擊環境違法行為提供了“按日連續處罰”、“限制生產、停產整治”、“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機關行政拘留”等新的執法手段。在此之前,環保部門無權決定對違法排污企業實施限產、停業,只能報請地方政府批準。

　　環保部的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1-10月，全國實施五類案件總數32227件。同比去年1-10月增長126%。

　　2016年1月4日，被稱為“環保欽差”的中央環保督察組正式亮相。根據設計，中央環保督察的對象，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督察結束以后，重大問題要向中央報告，督察結果要向中央組織部移交移送，這些結果作為被督察對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

　　吳舜澤認為，監管趨嚴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目前市場經濟環境下，環境成本必須內化；二是2015年十八大以來，40多項生態環保制度陸續落地，新環保法、水、大氣、土壤等各項立法，包括司法解釋已經基本完成，形成了一系列法規、法律要求，目前所做的是依法監管；三是目前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或者達到上限，已經不能走老路和邪路了，所以必須要走內生發展；四是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升，生態環境成為稀缺產品，成為老百姓最大的需求之一。

　　“從某種意義上講，之所以感覺趨嚴了，其實是過去的欠債太多，寬松軟太嚴重。”吳舜澤表示，過去“上頭熱、中梗阻、下頭冷”的現象現在得到了充分改變，各級地方政府和部門在嚴格問責、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導向下對當地企業的監管明顯加強、加碼，抓大不放小，這使得大家對環境監管趨嚴印象深刻、感受明顯。

　　在環境監管趨嚴的形勢下，吳舜澤強調，排污者要適應嚴格監管執法的常態，及早謀劃達標排放，從生產工藝和治污設施、管理運行的角度實現本質環保，拋棄臨時、不正確的觀念。環保產業從業者也要適應，強調技術工藝而非生產關系。只要是常態化的依法嚴格環境監管，就能夠傳遞出穩定、持續、可預期的信號，就是有效的、有利的、有力的。

　　針對“環保沖擊實體經濟”、“環保督查刺激價格上漲”等論調，吳舜澤認為，這些觀點有失偏頗。

　　他解釋稱，目前價格上漲包括宏觀經濟面趨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發力、成本推動價格上漲、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等多方面的共性原因，因此，總體而言，當前產品價格仍為恢復性反彈，是經歷了50多個月負增長后的上漲。主要工業產品價格仍處于可控范圍，沒有達到全面瘋漲的階段，也沒有真正影響到CPI，市場有自我調節機制，不應過度干擾市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環保政策、產業政策還不需要從價格影響的角度進行大的調整。

　　另外，吳舜澤認為，環保督察執法不是投資下滑的原因。他分析，2017年前三季度，投資增長率分別為9.2%、8.3%、5.5%，主要原因在于貨幣政策收緊導致貨幣量減小，限制了投資；財政政策收緊（如PPP等）導致地方政府難以隨意舉債，直接影響了投資資金；制造業受到貨幣財政政策影響，投資意愿不強烈；房地產市場發展受限，投資減弱等四方面原因。對部分企業而言，實際上環保督察提高了利潤率，有利于投資。

　　吳舜澤舉例稱，2015年之前，鋼鐵行業盈利水平偏低或者虧損，2016年以后雖然環保運行成本上升，但企業的盈利水平大幅提升，噸鋼毛利200元，2017年噸鋼毛利更高達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