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間,如果沒有實施污染物總量減排,我國大氣環境質量會怎樣?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以下簡稱“環境規劃院”)近期組織專家對“十一五”大氣污染物總量減排的環境效果進行了回顧性評估,形成了《“十一五”大氣污染物總量減排環境效果回顧性評估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國環境報今日對《報告》進行詳細解讀。
如果不減排,大氣環境質量會是什么樣?
《報告》顯示:如果未有效實施“十一五”期間各項減排措施,2010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將高達3422.84萬噸,比2010年實際排放量增加56.64%,比2005年實際排放量增加34.26%;
2010年全國陸地硫沉降總量將由676.32萬噸增加到1003.24萬噸,全國酸雨污染面積和發生頻率將大幅增加;
2010年全國33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中硫酸鹽濃度將由4.86微克/立方米上升到5.79微克/立方米,全國PM2.5污染將進一步加劇;
2010年全國33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年濃度將由47.4微克/立方米上升到50.47微克/立方米,上升幅度為6.48%,PM2.5年均濃度不達標城市將由現在的264個增至282個,灰霾污染范圍將進一步擴大。
實際減排量大,削減比例為何小?
《報告》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共實現二氧化硫削減量1237.74萬噸,將2005年的2549.4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降至2010年的2185.1萬噸,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凈削減比例為14.29%。
然而,為什么1237.74萬噸二氧化硫的巨大減排量,凈減排量卻只體現了14.29%?
《報告》指出,“十一五”期間,我國GDP總量由2005年的18.49萬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5萬億元,能源消費總量由2005年的23.60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010年的32.49億噸,其中煤炭消費總量增至31.22億噸,增幅高達34.67%。火力發電、粗鋼產量分別增加了 62.74%、80.4%,有色、石化、水泥等產業規模也大幅擴張。
有資料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城鎮人口增加1100萬人,節能降耗指標低于目標0.9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預期0.5個百分點。這些因素的疊加,大大偏離了“十一五”規劃的減排基準情景。
對此,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吳舜澤認為:“我們絕大部分工作是在抵消污染物的新增量,是‘擦屁股’。”
1237.74萬噸的減排任務量,要遠大于14.29%體現出的減排量,新增量過高掩蓋了減排成果。
仔細分析,“十一五”期間1237.74萬噸的實際減排量,占2005年2549.4萬噸二氧化硫基數的48.6%,而873.44萬噸的新增量占實際減排量1237.74萬噸的70.6%。也就是說,“十一五”的實際減排量是在原有基數上減少近50%,減排工作的70%是在減少新增量。
如《報告》所說,“十一五”期間,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費總量的急劇攀升及產業規模的擴張,帶來的二氧化硫增排量高達873.44萬噸,給二氧化硫總量減排工作帶來了巨大壓力。
“1990年到2000年,新增了約4億噸的煤炭消費量,而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基本上每兩年就增加4億噸。這么快的增速,這么大的污染物排放量,使環保工作很難做。”吳舜澤感嘆,“過去總說資源環境代價過高,這就是一個具體的體現。”
既要控增量又要減存量。吳舜澤認為,控制經濟發展帶來的新增污染,鞏固主要污染物減排成果,是我國新時期污染減排面臨的首要任務和最大困難。
如何看待減排成效?
國家“十一五”規劃把污染物總量減排列為約束性指標,要求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2005年各減少10%。2011年8月,環境保護部通報,我國“十一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任務全部完成。
然而,面對很多地區嚴重的灰霾天氣,公眾對環保成效存在質疑。
吳舜澤認為,雖然我國區域及城市空氣污染問題依然存在,但這并不能掩蓋“十一五”期間各級政府在空氣污染治理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其帶來的環境效果。
他提出,認識我國的環保形勢,討論總量控制的成效,必須放在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能源消耗背景下來看,不能孤立地談環保工作的成效,要有動態的、相對的、綜合的觀念。
他舉例說:“不能單就海河斷面水污染物濃度是否達到功能區要求來說環保工作做得好不好,要具體考慮是豐水年還是枯水年、生態流量是否得到保障、用水與排水變化等因素,同時還要看污染物排放量及水體中污染物濃度是否相對有所改善。”
他同時認為,污染物的總量控制和環境質量改善是有關聯的,“十一五”的總量控制對環境質量的改善有直接的促進作用。但是污染物新增量的擴大淹沒了它的成效,公眾對環境需求的快速增長也抵消了它的預期。
他建議,在今后的污染物減排工作中,要嚴格控制新增排放量。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項目的建設,特別是電力、鋼鐵、水泥三大行業。
研究組成員許艷玲補充說:“應加快出臺新建項目總量指標管理辦法,將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作為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落到實處。”
工程減排還有多大效益空間?
吳舜澤對“十一五”減排的成功經驗進行了總結:
一是抓政府責任落實。通過總量控制和流域考核等,使地方政府對環境負責。他指出:“過去也說負責,但沒說怎么負責,通過‘十一五’減排實踐,上上下下都明白。‘十一五’期間政府對環境目標負責是很好的制度創新。”
二是環保投入加大。“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環保累計投入超過1666.53億元,是“十五”投資的近3倍。
三是以脫硫電價為代表的經濟政策的綜合利用,需要繼續持續作用。
“十一五”期間,我國重點實施了城市污水處理和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燃煤電廠脫硫等環境保護十大工程,治污減排設施建設實現了跨越發展。
《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火電行業脫硫機組安裝容量為5.78億千瓦,火電脫硫機組比例從2005年的12%提高到2010年的82.6%。
環境規劃院相關研究顯示,工程減排對完成“十一五”污染減排任務貢獻最大。二氧化硫工程削減量占全部削減量的67.2%,其中電廠脫硫工程實現二氧化硫削減量占總削減量的59.5%。以大工程帶動大治理,保障了“十一五”規劃目標的順利實現。
對于工程減排取得的巨大成績,吳舜澤舉例說:“2005~2012年7年間污水處理廠的建設是1949~2005年的1.5倍。這么大的工程‘砸’下去,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歷史欠賬,這對減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但他認為,在工程減排、管理減排和結構減排中,將減排動力從末端治理的工程減排向前端轉移才是重點,也是難點。
吳舜澤說:“‘十一五’期間,以工程措施為主是由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二氧化硫減排重點是火電行業,這個行業的排放基數比較大,環保設施底子薄弱,工程減排好啟動。”
他同時表示,但這也意味著‘十二五’、‘十三五’污染物總量減排的潛力收窄,需要進一步拓寬減排領域,加快鋼鐵、石化等行業的脫硫設施建設以及工業燃煤鍋爐的污染治理。更要觸碰老大難的問題,如燃煤消費總量控制、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提高等,這些相當于經濟社會轉型的硬骨頭戰役。
成效評估的依據何在?
在總計18頁的《報告》中,有長達2/3篇幅的數據圖表,詳盡地列出了“十一五”各項指標減排前后的對比。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院長洪亞雄首次提出采用“有(實際減排情景)D無(不減排情景)”對比的情景分析法評估大氣污染物減排的環境效果,這一方法剝離了新增污染物排放對評估結果的影響,真實反映了污染減排的實際環境效果。
對于數據來源,許艷玲解釋說,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官方公布的環境統計數字,二是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部長期以來為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提供技術支持,積累了多年的大氣污染物減排數據。
專家組成員、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部薛文博博士介紹說,《報告》基于多年來為總量減排核查核算技術支持的工作基礎,建立了分年度、分行業、分區域、重點源空間落地的大氣污染源數據庫,采用WRF-CMAQ模型模擬得出評估結果。
薛文博指出,《報告》所采用的WRF-CMAQ空氣質量模型為國際先進的、美國環保局法定的空氣質量模型。在國內,曾在世博會、奧運會空氣質量保障中多次應用。此外,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部基于WRF-CMAQ模型已經建立了國家“污染減排”與“空氣質量”響應模擬平臺,并通過這一平臺完成“十二五”總量減排環境效果預測、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空氣質量目標可達性分析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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