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倫理《意見》發布，這些點受關注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引發科技界關注。在生命科學研究者看來，這份文件為前沿科學倫理規則制定提供了“指南針”，在生命科學研究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干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院“致一”研究員彭耀進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面向未來，《意見》對從更高位階推動科技倫理立法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這也對現有體系下各參與主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

專家們相信，生命科學的倫理治理，對科學和人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其目的正是為了更好地造福人類，好似一場科學與生命的“雙向奔赴”。

結束“九龍治水”

“這是國家有史以來層級最高、系統性最強的一份指導科技倫理治理工作的文件。”彭耀進指出。

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開始出臺一些生命科學領域的法律法規，有關倫理治理的內容夾雜其中。彭耀進表示，前后有100多份規范性法律文件涉及生命科學領域。但是，科研人員普遍的感受是，生命科學某些前沿領域的規范“似有還無”。

專家們分析，這是由于這些規定零零散散夾雜在部門規章、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并沒有形成體系。同時，這些文件層級較低，僅對本部門、本系統起作用，因此對“犯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

例如，國家衛健委2021年發布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學和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征求意見稿）》主要針對的就是衛生系統，對從事相關工作的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約束不足。

在專家們看來，《意見》的發布不僅能推動國家層面的立法，更實在的好處是，能推動各監管部門統一行動落實具體的制度，真正結束“九龍治水”的局面。

科技倫理委員會面臨新挑戰

《意見》的出臺將推動全國范圍內生命科學倫理的立法行動，這也是我國生命科學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的內在需求。

據彭耀進介紹，中國在生命科學研究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如干細胞與再生醫學、合成生物學等領域。在部分領域，中國與其他技術發達國家一同步入探索的前沿或“無人區”，這些區域同樣是監管和倫理治理的“無人區”。

“因此，在生命科學前沿領域建立符合我國國情、與國際接軌的科技倫理制度和科技倫理體系，不僅是生命科學發展的內在需求，更是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難得的戰略機遇和條件。”彭耀進說。

面向未來，在壓實高等學校、科研機構、醫療衛生機構、企業等不同創新主體責任的大背景下，現有體系下科技倫理（審查）委員會將面臨新的挑戰和要求。

近年來，生命科學領域研究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逐步建立，但各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彭耀進認為，需要進一步加強倫理（審查）委員會體制機制建設和能力建設。

大連理工大學科技倫理與科技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倫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建議，除了以往的審查重點，如風險利益分析、知情同意、隱私保護等，生命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還應特別注意大數據、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學研究中應用所帶來的數據倫理、算法倫理問題的審查。

此外，李倫還建議，應加緊制定“高倫理風險生命科學研究活動清單”，并根據風險變化情況實時動態調整清單，做好生命科學倫理風險監測和預警。

與公眾溝通成關注點

生命科學技術是典型的“兩用性”技術，正確使用能夠造福人類，濫用和誤用則會帶來風險。歸根結底，生命科學技術在探索未知的同時，更為人類福祉服務，這決定了生命科學研究多元主體的參與和合作。

與社會公眾進行溝通，成為加強倫理治理的新關注點之一。“與公眾溝通，有助于公眾理解科學、支持科學，有助于科技活動主體了解公眾關于尊重生命、保護受試者權利和動物福利等倫理訴求，從而使生命科學研究與公眾參與形成良性互動，實現生命科學倫理治理的目標。”李倫表示。

和倫理學家、法學家開展深入研討，是科學家與公眾進行良好溝通的基礎。彭耀進所在的研究機構歷來對生命科學倫理十分重視，他本人也因專注于生物技術領域倫理和法律研究而經常收到其他團隊的咨詢邀請。“領域內很多科學家遇到前沿的、有爭議的生命倫理問題會與我商量、探討，比如，國際上的倫理規則是什么樣的、背后的倫理爭議是什么、開展研究應當注意哪些問題等。”彭耀進說，“通過這樣的互動及研討，我們共同研判倫理風險并制定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