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如何救助陷入困境的農民工？

在因疫情被封控的20余天里，54歲的農民工李意（化名）沒了收入，為吃藥和交房租犯難。

　　2002年，河南老家遭冰雹侵襲，李意帶著家人到北京打工。妻子身體不好，他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2017年，李意查出糖尿病，這對日常騎三輪車幫人拉貨、搬家的他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以前有力氣，搬東西沒電梯都能扛上樓，現在感覺很吃力。”

　　更讓李意感到焦慮的是，2022年5月21日起，受新冠疫情影響，他在北京的居住地封控了20余天。李意描述，那段時間一家人擠在不足10平米的房間里，吃饅頭、咸菜，喝稀飯，隔三岔五才買一兩斤雞蛋和便宜的青菜；治療糖尿病的口服藥是從藥店買的，錢寬裕時一次買四五十天的量，不寬裕時只買10天的，或者換一種更便宜的藥。“現在不如2020年時，那時候北京疫情沒那么嚴重，對我們影響比較小。”

　　即便是在封控之前和解除封控后，李意的生意也比平時少一半。“沒有疫情，人家敢用你進家搬東西，現在人家怕傳染，很多小區也不讓進。”李意說，“這兩三個月收入顧不住了”，跟親戚朋友借了2000多元交了房租。他也曾想過進工廠，但糖尿病人不能勞累，飲食也要忌口，他很難適應工廠工作。

　　李意的遭遇是眾多困境農民工家庭的縮影。2022年4月底，公益組織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下稱“協作者中心”）啟動了第七輪疫情下的困境農民工家庭需求動態監測評估，發現自2022年2月春節假期結束以來，以打零工等非正規就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困境農民工家庭，普遍受到本輪新冠疫情的影響，工作量減少、收入明顯減少、家庭生活開銷緊張等，且比2020年首輪疫情影響更為嚴重。

　　復工復產后，部分地區制造業的招工數量和招工價格仍低迷。2022年6月底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發布的制造業景氣先行指數顯示，4月，制造業勞動力市場景氣指數降至過去三年以來最低值26.9，處于“極不樂觀”區間，5月及6月回升至31和30.6，但仍處于“極不樂觀”區間；拆分來看，用工數量在5月和6月明顯回升。與此同時，招工價格持續在低位徘徊，不同于往年同期均有增幅，3月至5月上旬數據與上年同期持平，平均為22—23元，5月下旬恢復至時薪25元，但6月份又跌落至22元左右。上海大學講師向寬虎表示，數據來源于制造業靈活用工的互聯網平臺，聚焦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業企業的靈活用工數據。

　　協作者中心主任李濤告訴財新，困境家庭的脆弱性是先于疫情而存在的，兩年多疫情反復放大了這種脆弱性，要看到短期狀態背后的長期脆弱性。

疫情影響困難農民工收入

　　“大部分家庭提到，今年受疫情影響更大，主要是不好找活了，家庭整體收入降低。”協作者中心社工任文欣觀察到，“ 2020年，當時許多農民工回到老家過春節，還有基本的生活資料；2022年疫情多點爆發，農民工家庭發現疫情來到了自己身邊，住所被封控，無法出門找工作，小孩在家上網課，在城市居住的他們，社會支持網絡弱，不掙錢就有生計焦慮。”

　　根據協作者中心的評估報告，超過七成困境農民工家庭認為本輪疫情影響較2020年首輪疫情影響更大，工作方面的影響包括工作量減少導致收入降低，人流量減少沒有生意，受疫情防控要求和限制導致就業存在困難等，其中約三分之二的受訪困境農民工家庭表示收入明顯減少。

　　一位在工地打零工的農民工告訴社工，因所在地區為中風險地區，工地不允許開工，打工的公司裝修部也沒有活兒，“原來一天能有兩百多塊，現在做點散活，清理工地，一天一百多，三天兩頭就休息”。

　　2022年以來，農民工余軍一直在老家云南昭通的村里務農。財新撥通余軍的電話時，他自述正在街上找工作，此前已經打過許多電話詢問招工情況，但結果都不理想，原計劃3月份去昭通附近的工地打工，但臨走時又被告知，工地因疫情無法動工。

　　向寬虎告訴財新，他與“我的打工網”勞務經紀人訪談時了解到，核酸檢測常態化成為打工者找工作時的主要挑戰，無論進工廠、跨城市都需要核酸，使打工者流動受限，一些打工者選擇留在老家或就近務工。

　　任文欣表示，大部分困境農民工家庭主要靠打零工為生，即便社區不封控，工作場所若未開放，也難以獲得經濟來源，曾有一戶家庭父親跑車拉客，但一出社區就遇到健康寶彈窗，影響孩子正常上學，只能在家待了半個多月。

　　工作量減少的同時，零工單價也在下降。有農民工對社工表示，行情好的時候，一個月能干20來天，不好的時候也能干十七八天，現在一個月有活不超過10天，每天收入最高也不超過180元，有時候中午還不管飯。“沒想到北京今年還有120元一天的活兒，多少年都沒有這么低的工資了，多少人20天才干上一兩天的活兒。”

　　在上海，一些感染新冠病毒后治愈了的農民工也遇到了就業困境。一位在上海做勞務中介的人士向財新表示，部分企業向他們發用工要求時就會標注不接受有陽性史或者方艙史的工人，擔心如果復陽可能會導致工廠無法正常開工。他說：“目前企業招工需求并不緊缺，暑假期間學生又可以出來打工，這些工人的工作更難找了。”

　　收入下降使得困境農民工家庭生活受到影響。協作者中心的報告顯示，疫情對困境農民工家庭生活的影響主要包括物價上漲，生活成本增高更加明顯；消費需求下降導致服務需求減少更加明顯，掙不到錢家庭開銷緊張；以及疫情防控導致出行和生活等受限更加明顯。在另一份協作者中心所做的困境流動兒童需求評估中，也有困境家庭表示，一戶家庭的兒童患有痙攣性腦癱，因疫情導致家庭收入減少，從春節到4月份一直未能去做康復訓練。

紓困與救濟

　　對于困難群體，該如何紓困？

　　2022年6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李忠在國務院例行政策吹風會上表示，采取了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為困難群眾代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費，階段性緩繳企業養老、失業、工傷三項社會保險費，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政策，延續執行失業保險保障擴圍政策等措施。他表示，1—5月份，幫扶失業人員再就業196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68萬人，同期已經向560多萬參保失業人員發放各類失業保險待遇334億元，截至5月底，全國脫貧勞動力務工規模達到3133萬人。

　　民政部副部長唐承沛在同場吹風會上表示，民政部、財政部聯合印發《關于切實保障好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為低保對象、特困人員在原來的生活補助基礎上增發一次性生活補貼，補貼的標準由地方確定；受疫情影響無法返崗復工、連續三個月無收入來源，生活困難且失業保險政策無法覆蓋的農民工等沒有參加失業保險的人員，可以在務工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申請獲得一次性臨時救助金。一季度，全國共對因疫臨時生活遇困群眾實施救助137.9萬人次，累計支出資金3.9億元。

　　李濤認為，困境農民工群體的脆弱性已常態化，應看到短期狀態背后的長期脆弱性。他表示，許多農民工家庭盡管在農村享受低保，但在城市生活，支出壓力高于農村；他們享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但因流動問題，很難在城市里享受醫保且回鄉報銷困難，加上孩子上民辦學校需要交納學費，多重因素疊加，導致困境農民工群體支出增加。

　　“他們這種夾心層同時被城鄉懸掛起來，一旦遇到不測，風險是極大的，比本地低保戶困難得多。”李濤說。

　　協作者中心的評估報告顯示，三分之一的受訪困境流動兒童沒有購買醫療保險，而那些符合社會救助政策的家庭，也因兒童隨父母流動到城市異地就醫，疫情之下，返鄉治療報銷并不容易。一位從事餐飲業的家長告訴社工，她兩個孩子的人工耳蝸已經過了更換時間，現在聽力越來越差。如果回老家更換人工耳蝸，可以向殘聯申請費用減免，但是因為疫情影響，回老家要花很多時間，做餐飲的停下就沒有收入，因而遲遲沒有回去。

　　李濤還認為，對困境農民工的救助應有家庭視角。他表示，農民工流動以家庭式流動居多，他們受教育程度低，甚至有文盲和半文盲，就業年齡偏大，疫情防控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得這個群體反而被加劇邊緣化。此外，困境農民工與家庭疊加在一起，更容易掉隊，如疫情期間孩子在家上網課，更容易出現“隱性失學”問題，“不像線下課程，孩子不去上課人人都會關心，但上網課則很難發現他究竟是否在線上課”。

　　根據協作者中心的調研，目前仍有10.88%的困境流動兒童沒有適合的居家在線學習設備，也有12.93%的困境兒童沒有充足的網絡條件保障在線學習。

　　李濤建議，應對困境農民工群體采取更精細化的幫扶。他發現，很多地方雖提供停工補償，但只針對那些簽了勞動合同且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繳納社保的工人，然而困境農民工群體的特點則是非正規就業、缺乏社保為主。

　　任文欣曾幫助三戶困境農民工家庭申請失業三個月的臨時救濟金，但農民工戶籍所在地相關部門表示，申請標準要滿足“持續失業三個月及以上”。“打零工的家庭，不太可能持續失業三個月，中間會斷斷續續干兩三天。”她說，困境家庭往往不會主動尋求支持，一些困境人群可能處于困境中卻無法被發現，有關部門落實救助政策時，應更主動了解他們的情況。

　　李濤表示，需要理解困境農民工群體的特點，他們打零工居多，無法承受長期持續失業。在人口高速流動的社會中，一些社會保障政策和服務仍跟戶籍掛鉤，使政策核實、經費流轉等存在困難，建議加大改革力度。

　　在失業保險方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李忠在前述發布會上表示，目前采取了三項常規性政策保生活，兩項階段性政策擴范圍。三項常規性政策保生活，包括：一是對參保滿1年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斷就業的失業人員，發放失業保險金；二是對領金期滿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1年的大齡失業人員，繼續發放失業保險金至法定退休年齡；三是對參保滿1年的失業農民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助。階段性政策擴范圍包括兩項：一項是對領取失業保險金期滿仍未就業的失業人員、不符合領取失業保險金條件的參保失業人員，發放失業補助金。另一項是對參保不滿1年的失業農民工，發放臨時生活補助。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向財新表示，針對低收入群體和失業群體，失業保險是一項重要的緩沖，但目前替代率偏低，補助實際效果欠佳，應提高發放額度。

　　甘犁表示，中國失業保險金在2020年增長15%，達到了每月人均1500元水準，但覆蓋率不高。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推算，2020年失業人口約有2400萬，而當年領取失業保險的人數是515萬，也就是說僅有20%的失業人口領取失業保險金，即使加上762萬領取失業救濟的人口，也只有50%左右的城鎮失業人口獲得失業救濟或者失業保險。

　　甘犁認為，造成領取意愿低的原因在于，失業保險金的替代率（失業補助金/平均工資）過低。對于私營單位而言，替代率達到約30%，非私營部門只有不到28%，而歐美國家替代率達到了50%。

　　甘犁還表示，目前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中，對勞動年齡段的家庭補助救助嚴重不足。他研究發現，中國對老齡人口的保障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基本匹配，相當于人均GDP1.4萬美元的國家水平，而中國對勞動年齡段人口的保障水平僅相當于人均GDP3000美元的國家，遠低于經濟發展水平。

　　“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對老人慷慨是好事，但對中堅力量的幫扶不夠。”甘犁建議，提高失業保險保障水平，讓失業保險成為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