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中國品牌形象，道德不可或缺

三鹿奶粉導致幾千例嬰幼兒患病，引得世界輿論一片嘩然，繼美國拒絕進口中國奶粉之后，歐盟健康與消費者保護總司總司長馬德林（Robert Madelin）也表示，希望中國對“毒奶粉”事件進行全面清查，將調查結果公之于眾。這意味著，“三鹿事件”已經波及到世界奶制品市場。雖然涉嫌企業采取了自救措施，紛紛召回問題產品，中國政府嚴肅處理了一批相關責任人，但既然已經演繹成了國際社會公共事件，就不能因生產商的道歉或少數官員被免職而告一段落。

眾所周知，食品行業是一個國家公共衛生防御體系的基礎環節，關鍵是事前防范而不是事后補救。人們當然有理由追問：如此傷天害理的行為，怎么能生產出“國家免檢產品”？如果這樣的產品都可以免檢，質量安全監管體系還有什么用？對此，在9月17日新聞發布會上，中國質檢總局負責人做了一番精妙解答：在我們國家這方面的標準中，和國際食品法典相關的標準當中，都沒有對有毒有害的化學物質進行規定。因為這些物質是不允許添加到食品當中的。因此，以前沒有對奶粉當中的三聚氰胺含量進行檢測。


說這種解釋“精妙”，不僅是他們的做法符合“國際慣例”，還在于他們面對公共危機面不改色巧舌如簧。理論上說，不許添加的物質和成分自然屬于“不檢項”，超出規定范圍的問題也不必多此一舉去監管。不過，照這樣的邏輯推論，奶制品中摻有三聚氰胺算是消費者的幸運了，如果有人故意添加農藥、砒霜，也和他們沒有關系。但就是這樣的“免檢”，對生產商而言決不亞于古代帝王賜給功臣的“免死金牌”，即使他們的產品含有毒素，生產和銷售的理由也無可置疑。如此說來，質檢機構和生產商好像都沒錯，有錯的只能是消費者了。


平心說，一部分生產商不知道有人在源頭添加三聚氰胺可以理解，而質量監測部門因為“國家免檢”就不再進行跟蹤檢測，怎么也說不過去。根據之前實施的《產品免于質量監督檢查管理辦法》總則第六條的規定，質檢局對免檢產品要及時抽查檢測，保證其質量穩定和衛生安全。而事實上，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企業擁有了一張“國家免檢產品”的認證書，就等于有了國家最高信用，隨之而來的就是“馳名商標”、“著名品牌”的聲譽，至于產品質量是否合格、是否含有更多的“不檢項”，則完全取決于他們的職業道德。


有論者認為，“三鹿事件”使中國的產品免檢制度現了原形，從客觀上讓質檢部門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其實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既然質檢部門可以為企業貼上“免檢”標簽，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一旦“免檢產品”出現問題，消費者也有權向他們問責。但是，讓中國的質檢部門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上的原因并非一個“三鹿事件”。進入8月以來，在《反壟斷法》實施當天，北京四家防偽企業就將質檢總局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們在69種產品中強制推行有自己股份的電子監管碼業務。此后，有人公開揭露質檢總局信息中心參與商業經營，每年至少從中獲利600億元人民幣。更耐人尋味的是，食品生產監管司司長鄔建平先生于8月2日“不慎墜樓”，這位從2005年開始就執掌中國食品質量和衛生監管的重量級人物，在“三鹿事件”爆發之前突然蹊蹺死亡……有如此前因，出現什么后果都不足為怪。


毫無疑問，“三鹿事件”發展至今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個案，暴露了整個行業的行為失范，使中國的奶制品行業基本走到了集體覆滅的邊緣；彰顯了一定范圍內的商業道德敗落，也折射出構建社會道德體系的迫切性。這樣說絕非無中生有，因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早已“享譽”全球，其中難說沒有監管部門的“ 功勞”。雖然“三鹿事件”不能全部歸結到質檢部門的頭上，但從鄔建平的問題可以看出，近年來質檢機構的某些人已經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該作為的“不作為 ”，不該作為的“亂作為”，公權已經變成了他們斂財的資本。特別是“三鹿事件”的曝光后，極大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無論怎樣自圓其說也難辭其咎。


如今，處于“風暴眼”中的三鹿集團前董事長被捕，石家莊市市長也遭免職，但由“三鹿事件”掀起的風暴仍在席卷，并越來越呈現出摧枯拉朽之勢，使中國眾多行業的“潛規則”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也促使人們開始對當下的社會道德體系進行深刻的反思。或許從這個角度看，“三鹿事件”之于中國并不完全是壞事，至少讓人們見識了當公權淪為少數人的斂財工具后，對國家有多么大的危害。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近期對“三鹿事件”的處理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執行主任尾身茂21日說，中國政府正在采取積極妥當的方式嚴肅認真處理奶制品污染事件。這說明了有人開始認識到了維系基本的社會道德體系，與維護法律公正同樣重要，此舉能不能挽回質檢部門的公信力另當別論，起碼標志著中國政府把消費者的利益提高到了國家利益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