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哈佛大學校長、歷史學家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2010年6月，哈佛大學校長、著名歷史學家德魯·吉爾平·福斯特應邀訪問都柏林三一學院皇家愛爾蘭研究院，并在該校發表了題為《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的演講，縱論處于一個變革的世界中的大學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的問題。她的演講立足當下，高屋建瓴地描述了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其中也包括中國的高等教育），深刻地指出：在以職業為導向的高等教育全面興盛的同時，人文教育同樣具有一如既往的重要性。本文簡要論述了福斯特演講的主要觀點，以饗讀者。

　　哈佛大學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在都柏林三一學院皇家愛爾蘭研究院的演講，從20世紀90年代知識經濟成為主流話語開始談起。她說，在全球化的時代中，越來越起主導作用的是知識、信息和觀點。因此，大學的地位，在知識經濟時代，就自然而然成為了全球體制中的首要動力。無疑，知識成為了催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教育也已逐步成為個人獲取成功以及社會持續進步的基石。福斯特提到，最新的數據表明，在美國，相信高等教育對于成功者來說是“絕對必需”的人數，從2000年的31%上升到了2009年的55%。而2002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研究表明，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畢生的收入是那些只有中學文憑者的兩倍。

　　福斯特指出，高等教育在催生大幅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促使個人獲得成功。以英國為例，在2007～2008年度，大學為該國經濟貢獻了600億英鎊。當然，這樣的變化具有全球特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透露，在過去10年中，各國到國外學習的人數比過去增加了57%。就哈佛大學而言，本科生到國外學習的人數比過去增加了4倍，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到哈佛，占到了全校人數的20%左右。

　　為此，福斯特強調：“在數字化時代，信念與抱負沒有邊界的限制。而新的知識經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大學的未來發展也必須是全球化的。”

　　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大學啟動的國際項目幾乎都具有一種競爭的目的——或者是為了大學的地位，或者是為了國家及其經濟的成功等等。但是，福斯特強調：“如果這些真是競爭的話，那么，它們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獲得成功的競爭——通過他們所挑選的合作伙伴，通過他們所提供的機會，通過他們所擴展的領域與知識。的確，當其他機構在令人沮喪、持續不斷的經濟蕭條的時代停滯不前時，大學，滋養著世界的希望。因為大學克服了那些跨越邊界的種種挑戰、解讀并充分利用新知識、搭建文化與政治相互交流的橋梁、創立可以促進對話與辯論的環境。”

　　福斯特表示，上述描述應該說是抓住了“大學是什么”與“我們為什么需要大學”這兩個問題的精髓。

　　講到這里，福斯特話鋒一轉，說：“在2010年，正當人們驚訝于高等教育在全球的擴張速度時，正當全世界都承認高等教育的至關重要性以及還會越來越重要時，也是正當人們認可高等教育應該屬于全球范圍的時候，我們卻看到，高等教育的未來陷入了危機之中。”

　　福斯特指出，全球經濟危機放慢了我們跨界交流的步伐，“世界看上去也不那么平了”，有觀察家聲稱經濟衰退已經導致全球化倒退。由于世界在開放與保守之間搖擺不定，許多人都擔心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更為內向的時代，各個國家會重新建立各自的邊界，而人們對國內事務的關注往往會超越國際事務。

　　福斯特以美國在“9·11”事件之后簽證政策收緊為例，講述了該政策如何在保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導致許多國際學生無法在美國繼續學習甚至無法到美國學習。另一方面，由于對經濟競爭的恐懼，又導致人們堅決反對移民，而這種強硬的移民政策致使那些在美國完成學業的國際學生無法留在美國工作。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高等教育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加強人才交流和觀念交流。”福斯特說。

　　“當然，全球經濟衰退導致的更為直接的后果是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福斯特表示，“我們看到，各地都在大幅削減大學的預算經費，大學也在縮減課程、壓縮師資、減少各種經費。而同時，大學的入學人數卻在急劇增加，人們對大學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英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個地方。”

　　面對現狀，福斯特表達了她的深深憂慮。她指出，當人們在談論大學削減預算經費的同時，也提醒我們應該去注意來自另一個方面的威脅，那就是，“當我們過分強調高等教育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時，也就有可能扭曲了我們對于‘大學應該是什么或者必須是什么’的理解”。

　　福斯特說，過分強調高等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人們就難免會低估基礎科學研究的價值，也就無法正確認識那些看上去沒有直接效果抑或無法解決具體問題的研究和學科。而現實的情形是，由于全球經濟處于緊張的競爭狀態，這就導致各國政府以及與高等教育有關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都會要求大學對于他們的投資給予更直接更具體的回報。而這種短視行為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很多難以衡量其價值的學科都被砍掉了。

　　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福斯特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

　　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百年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畢竟，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

　　接下來，福斯特談到了哈佛大學的做法。她說，人文教育的理想與寬泛包括了人文學科、藝術、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這已經成為哈佛大學本科教育的核心所在，而且，已經體現在了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之中。

　　福斯特說，如此的人文教育的理想在美國（就像在世界各地一樣）受到了人們的質疑，因為人們所使用的標準是：它有用與否。

　　福斯特還特別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中國，知名大學都非常重視人文學科，而且希望能夠擴張和發展人文學科。她以2010年3月訪問中國的所見所聞為例，特別提到了復旦大學正在建立的住宿學院、中山大學已經開辦的博雅學院等。

　　福斯特提出，在關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科技實力日益突顯的時候，也應該關注一下中國大學對于人文學科日益增長的興趣這一現象。

　　福斯特說，無論是人文教育的核心還是人文學科的基點——這也恰恰居于絕大多數科學思維的中心地位——都重在培養人的闡釋能力，為的是尋求真理以及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她以數字時代為例，說：“如今美國的大學生每天都在使用iPhone、iPad等等，在做什么呢？無疑，他們在傳遞信息。那么，他們是如何吸收和評價這些信息的呢？

　　福斯特認為，如果我們只把教育看做一種衡量經濟增長的手段，那就會忽略提高人的闡釋能力的重要性，就會無視這樣的事實：我們都是闡釋者；也會看不到這樣的情形：很多事情都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與怎樣去挖掘本質的問題。她以法學、經濟學以及歷史學為例，闡明了當“事實”在一個變革的世界中發生變化時，重新評估事實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福斯特指出，對于一所大學而言，成功與否既沒有范例可循，也沒有一所脫離現實的“全球性的研究型大學”可供我們所有人去效仿。我們的差異恰是我們的力量所在。從一開始，大學就是在“尋求實用知識”與“為了知識本身、為了滿足好奇心而追求知識”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中獲得力量的。她以美國政府在1862年所實施的《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為例，說明這一法案的出臺，就是為了要在“人文與實際教育”這兩者之間保持平衡，也就是說，一方面鼓勵“農業與機械”，另一方面要保留“科學與經典研究”。

　　福斯特表示，人類對理解與價值的渴望永無止境。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成為人類。她引用了愛爾蘭詩人、哈佛大學教授希尼的詩歌，詩中寫到：“書本已經打開，大門已經敞開。”在福斯特看來，開放、探索、獲取這些一直以來用以定義大學的詞匯，應該也必須繼續用它們來定義大學——而這，恰恰是美國大學的不朽精神之所在。

　　最后，福斯特說：“回望歷史能夠有助于創造未來。讓我們回望科學和藝術，把創新與闡釋結合起來。我們需要的是最好的創新和最好的闡釋。而唯有大學，才能同時為我們提供最好的創新和最好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