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轉化：三大硬骨頭還得啃

　　滇池污染底泥處理、遙感測繪、生物醫藥……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竇賢康院士14日在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武漢大學越來越多的科研成果走出校園服務社會，但參差不齊的評估結果，給學校決策者帶來了壓力。

　　“我們累計有幾百項ZL，最后能被企業變成產品，或者變成應用成果的卻寥寥無幾。”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林院士越來越感到，從事成果轉移轉化的專業人才“輸血”體系不足、專業平臺的“造血”功能不足。

　　從修法到推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三部曲”，從中央各部門到各省市出臺的相關管理辦法，一系列“組合拳”打出后，科技成果轉化還面臨哪些難題？

　　缺乏權威的法律認可的評估體系

　　“現在最需要建立一個權威的法律認可的評估體系。”竇賢康坦言，同一個成果，不同評估機構給出的估值，卻可能相差數十倍。面對差別特別大的評估結果，學校決策層的壓力太大，甚至不敢做決策。

　　2015年修改后的科技成果轉化法，對完成、轉化職務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簡而言之，就是兩個不低于50%的比例。

　　“每個學校可以在此基礎上自行規定，武漢大學是‘三七開’，30%歸學校，70%歸個人。”但在實踐中，竇賢康深刻感覺到，不論分成比例，在為成果轉化開辦公司前，一定要將個人、學校和國家的“責”“權”“利”界定清楚，讓科技人員創業沒有后顧之憂。

　　竇賢康解釋，評估低了，將來公司應用前景好，會有人說學校吃虧了，個人涉嫌侵占國有資產。如果評估高了，比如評估為1億元，評估的錢成了國有資產。萬一公司垮臺了，對學校來說，意味著幾千萬元的國有資產流失。

　　“我們希望能徹底為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員解‘套’。”竇賢康說，相信未來武漢大學成果轉化額會越來越大。

　　專業機構“造血”差

　　2018年中國ZL調查數據報告顯示，高校和科研單位認為，缺乏技術轉移的專業隊伍是ZL轉移轉化的最大障礙。

　　李林說，目前政策聚焦的激勵對象均以科研人員為主。在提到“鼓勵高校、科研院所建設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時，往往設置“不增加編制的前提”；提到“對轉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進行獎勵時，絕大部分細則沒有考慮到對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員的獎勵。

　　“形成極具活力的科技成果轉化的專業化人才隊伍，是打通科技創新價值鏈‘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徑。”李林建議，實施科技成果轉化“輸血”工程，打造符合市場運作規律的科技成果轉化專業化隊伍。實施科技成果轉化“造血”工程，將國家技術轉移示范機構、第三方社會機構由單純的“中介”服務，向介入成果的創造、保護、經營、轉化全過程增值型轉變。實施科技成果轉化“活血”工程，鼓勵科研機構自主建立對科技成果轉化人員的有效激勵機制，如在專業技術崗位聘用、收入分配等制度設計方面加大激勵，以及合理界定其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中的權益等。

　　法律“打架”問題待解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移動上海公司董事長陳力今年帶來的一份建議，是修改科學技術進步法。

　　陳力說，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國務院提出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而科學技術進步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利用財政資金形成的職務科技成果歸屬于單位。另外，對于擔任正職領導職務的科研人員，《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規定“原則上不得獲取股權激勵”，實踐中造成了正職領導“不敢”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等。

　　“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時需要考慮強化成果轉化體系建設，改革現有職務科技成果權屬關系等。”陳力建議。